没有国际垄断企业,这些东西可以更便宜!(3)

海外网-侠客岛专栏   梅新育   2014-09-18 11:30  

中国消费者为国际垄断企业买单

垄断企业的市场支配地位通常来自生产或流通环节的优势,随着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日益完备且失之偏颇,越来越多的垄断企业开始利用严厉的知识产权制度造就、维护自己的垄断地位,攫取掠夺性高额利润,给竞争对手设置障碍,自己不从事创新,也不允许竞争对手从事创新而赢得对自己的竞争优势,这种道德风险已经成为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最大的副作用,中国这个世界头号制造业大国更堪称跨国公司专利桎梏的最大受害者。

全球最大无菌包装设备巨头利乐公司(Tetra Pak)在中国市场上多年打着“专利”的旗号实施捆绑销售等一系列滥用市场地位的垄断行为,令后起的企业无法打入利乐掌控的整个供应链,直到2007年,才在新通过的中国《反垄断法》威慑下宣布废弃这些做法,中国后起的泉林纸业公司才得以走上发展快车道,以至于欧洲客户在接待泉林公司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等这15分钟没关系,因为我们已经等了15年”。[1]

影响更大的是美国高通公司堪称巧立名目、敲骨吸髓的专利收费模式这家公司在20013月确认第三代(3G)移动通信三大国际标准时确立了其“卖专利”的商业模式,所有从事与3G相关的生产与销售的企业,都必须与高通签署专利授权合同,它卖的只是手机芯片,却多年坚持要按整个终端售价的一定比例收取专利费,于是乎,从手机屏幕、手机壳、电池、相机、耳机……乃至手机上镶嵌的钻石,都得为高通的芯片支付专利费。

结果,不仅消费者为此付出了高额代价,WCDMACDMA2000两种3G制式手机售价因此提高了200-300元,中国3G手机制造商利润中也有一半要用以支付高通专利费,本已微薄的利润进一步摊薄。中国“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在2012、2013连续两年只有4%强,不足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的七成,在全部41个工业行业大类中低于35个行业;从纺织服装等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到号称“破烂王”的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其成本费用利润率都高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中国手机制造业有沦为“苦菜花”之虞,高通则从中国收获了它49%的营业收入,利润率高达60%2013年占据了全球手机芯片市场54%的份额,市值高达1230亿美元,超过拥有2070万人口的西南非洲大国安哥拉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1141.47亿美元)。更糟糕的是,这种近乎“劫匪有限公司”的掠夺性高通模式还激励了其它西方跨国公司巨头跃跃欲试。

垄断行为让消费者和非垄断局外企业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有关统计表明,1990年代以后国内卡特尔平均超高定价率(即用户为卡特尔支付的价格高于无卡特尔状况下价格的幅度)为22%,国际卡特尔的平均超高定价率为25%;[3]制定和践行反垄断法势在必行。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卡特尔落实反垄断还有助于国际公平,因为目前已经处罚的国际卡特尔案基本上都同时横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市场,且国际垄断企业从发展中国家掠夺的垄断收益更高,但在反垄断实践中,查处跨国垄断并收取罚款的多年来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1990年代,全球共发现了39起核心卡特尔案件,涉及31个国家,包括8个发展中国家,[4]但这些案件基本上全部由美欧查处并收取罚款,上亿美元乃至上十亿美元的天文数字罚金落入欧美政府国库,涉案发展中国家受损严重却几乎没有获得任何补偿。发达国家反垄断机构在对这些跨国巨头确定罚金额度时是以其全球收入为基础计算的,这无异于任由少数发达国家擅行“私刑”,将本应归发展中国家所有的赔偿据为己有,进一步加剧国际收入失衡。

与其它监管一样,反垄断是一种“警犬追猎犬”的不断升级、永无止境的较量。反垄断法本身就是一种比较“高大上”的经济法规,需要较强的人才、财力资源支持,才能将其从纸面落实到实践中;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对外资大型跨国公司实施反垄断等项监管时又处于先天的不利地位,因为这些来自较发达经济体的大企业拥有更丰富的经验和充裕的资源规避监管,发展中东道国监管部门的“土警犬”在起步阶段普遍不如他们要监管的“洋猎犬”壮实、嗅觉灵敏。有的发展中国家监管部门也许永远也无法弥合这种差距,但中国这样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头号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大国则不然,中国监管部门的“土警犬”赶上“洋猎犬”只是时间问题,从2013年初的液晶面板案到近期的反垄断风暴,我们正在见证这个进程。

(作者梅新育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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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新斋 关键词: 反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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