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期间的中美恩怨纠葛

国际先驱导报   徐弃郁   2014-09-17 11:09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距今正值百年。对于中国,一战的经历既充满屈辱,也不乏抗争。它不仅直接导致了五四运动并推动中国从近代史迈向现代史,而且使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发生变化,中国开始以一种更加主动的姿态迎接外部挑战。在这样的历史维度中,中美关系也经历了相应发展变化,其中的利益纠葛与恩怨一直影响到以后的历史。

将中国当市场而非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中美关系是比较有特点的,可以用不对等、不充分来加以概括。不对等指的是当时中美两国的国际地位相距悬殊,美国已是列强中的重要一员,而中国则处于传统上所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规定了两国关系的基本形态。不充分指的是,当时在美国的对华政策框架下,中国主要是作为一个市场,而不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而存在。和英国、俄国这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不同,美国作为侵华列强的后来者,其相当长时间内专注于进入中国市场,而不是从清政府这里直接攫取政治权力。

两国关系的不对等、不充分集中体现在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中。所谓“门户开放”得名于1900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发出的两次著名照会,核心内容就是要使中国的市场对列强同时开放,反对任何大国在中国建立排他性的势力范围。对于当时工业生产能力已经位居世界第一的美国来说,这种主张最能发挥自己的优势,可以使美国的廉价商品迅速涌入中国市场的各个地方,同时又能有效弥补美国作为后来者的不利地位。可以说,门户开放构成了一战前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从麦金莱政府到威尔逊政府的所有具体政策和政策调整都是在这一底色上绘制的。

“门户开放”也有其政治含义。美国历史学家往往强调美国当时所宣称的“保持中国主权完整”,但事实上,门户开放的潜台词是把中国当做一个市场,而不是一个主权国家来对待。最明显的例子是,1900年海约翰提出门户开放时,中国的清政府根本就不在照会发放之列。所以在门户开放的政策基调下,中国的主权不可能得到尊重,中美关系与其说是国与国的关系,不如说是国家与海外市场的关系。而且美国也清楚,仅凭自己一家之力不可能维持门户开放,因此必须取得其他列强,特别是在华势力最大的英、俄的认可。因而门户开放也反映了美国在列强中的一种平衡和妥协。

不过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美国已经不满足于和其他列强在华共同行动的局面,开始逐步与其他列强拉开距离,有意突出美国自身的利益需求。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窃取胜利成果,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很快与美、英、法、德、俄、日六国进行“善后大借款”谈判,但六国银行团对中国提出的贷款条件极为苛刻,激起了中国社会各界的忧虑和愤怒。美国本来是组织国际贷款的积极推动者,但威尔逊总统上台后迅速改变做法,于1913年退出了“善后大借款”并率先承认了“中华民国”。这两大举动是美国为了突出其对华政策独立性而采取的重要措施,有助于美国摆脱在英俄面前的“小兄弟”角色,更重要的是博取了中国政府和大众的好感。

扶持袁世凯介入内政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美国势力在华扩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挑战。大战爆发后,在华势力深厚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国、俄国、法国等陷入欧洲战场的拼死角逐,无暇东顾,美国可以几乎不受掣肘地扩展在华势力。另一方面,一战的爆发也为侵华列强中的另一名后来者日本提供了可乘之机。日本借着对德宣战,出兵强占中国青岛并顺势夺取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势力大增,严重威胁了美国在华利益和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华政策进一步向着积极介入的方向发展,侧重加强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力,以确保美在华整体利益。

美国在辛亥革命后率先承认中国政府,并决定在中国的政治斗争中支持袁世凯。在威尔逊政府看来,袁世凯是当时中国真正有实力的政治人物,因而也只有袁世凯才能维护中国稳定并确保美国在华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对袁世凯政府的支持有增无减。1914年黄兴等国民党人前往美国宣传革命时,美国国务卿布莱恩向袁世凯政府保证说,美国对“阴谋反对一个友好政府的人决不会加以鼓励,威尔逊总统决不会接见他”,甚至表示如果孙中山的革命计划得以实现,中国的形势将会更坏。

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过程中,日本出于助长中国内乱并进而控制中国的目的,开始利用反袁力量并积极串联英、俄、法、意向袁世凯施压。但美国依然认定袁世凯是唯一能够控制全局的人,因而不顾其一直标榜的“支持共和”口号,坚持拒绝干涉帝制,还警告日本等国“中国政府政体改变尽管剧烈,但纯属内政问题”。袁世凯称帝之后,美国国务卿兰辛还指示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如果不存在有组织的严重反对”,美国政府就准备承认。这就使美国对华政策带上了强烈的政治色彩,并与日本和欧洲列强出现明显分歧。

美国坚持在对华政策上与其他列强拉开距离的根本原因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破了列强共同控制中国的局面,美国和日本成为争夺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英、俄、法等欧洲列强陷入战争僵局后,普遍有求于日本,在对华政策上往往采取附和态度。美国要确保和扩大自身在华利益,就必须忍受这种相对孤立的局面,很多问题上只能单打独斗。更重要的是,美国虽然国力强于日本,但必须同时兼顾大西洋和太平洋两个方向,而日本与中国仅一水之隔,享有巨大的地缘优势。因此,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与日本争夺中国是不成功的,特别是随着袁世凯的倒台,美国在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大打折扣,日本的影响力则迅速上升。

不过从长时段来看,这一时期是美国对华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阶段。美国“门户开放”的内涵由原先以经济为主扩展到政、经并重,并且带上明显的地缘战略含义。美国与日本成为争夺中国的两大主角,美国开始前所未有地介入中国国内政治,逐步成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政治中的一个关键变量。

美国对华外交服从于对日外交

在近代历史上,中国与波斯、奥斯曼土耳其等面临西方列强欺凌的古老帝国一样,都奉行一种在列强争斗的隙缝中求生存的外交思路。其基本特点就是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搞一些联甲倒乙的纵横之策,尽可能地让列强相互牵制,以争取时间和空间。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府延续了这种思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势头,美国基本上成为中国政府当时唯一的外交杠杆,抗衡日本的希望一度都押在了美国的干预上。但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一方面确实给予了中国一定程度的支持,另一方面又以不损害美日关系为限度,这就决定了中美关系的局限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政府敏锐地意识到日本将借对德宣战之机趁火打劫,因而立即建议美国劝告各交战国不在中国领土进行敌对军事活动,几天后又正式宣告“中立”,建议中、美、日三国共同要求交战国“限制战局、保全东方”,其用意就是联合美国、约束日本。但日本视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其独霸中国的“天祐”,其扩张意图非常明确,绝不会因中国试图联合美国而放弃。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很快约见中国公使,责问中国政府是否想联美反日,并声明日本必然对德作战。与日本的强硬表态相比,美国的反应却显得非常小心,对中国政府的提议基本不置可否,其后又拒绝中国关于“代收”胶州湾的建议,从而使中国政府试图阻止日本对德宣战的外交行动很快归于失败。

日本对德宣战后,中国政府已经预见其不会以攻占山东为满足。为阻止日本进一步扩大侵略范围,中国再度试图联美制日。袁世凯直接向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表示:“日本人有一个明确而影响深远的计划,即利用欧洲的危机,企图进一步奠定控制中国的基础。”袁世凯希望美国政府与英国会商并进行斡旋,约束日本军事行动的范围。然而美国代国务卿兰辛的回答却只是向中国保证“美国人的友谊是真诚的”,但“如果为了中国的领土完整而使美国在国际上陷入窘境,那将是极端的、堂吉诃德式的蠢行。”由此可以看出,美国虽然认识到日本在华扩张将损害美国利益,但其底线是不卷入与日本的直接冲突和对抗,中国“联美制日”的外交努力注定存在很大局限。

在1915年围绕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斗争中,中美关系的这种局限性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体现。“二十一条”共分为五号,前四号的主要内容是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移交日本,扩大日本对南满控制,禁止中国将沿海港湾租与外国。第五号则内容宽泛,实际是要将中国完全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为防止其他列强干预,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同时严令中国政府保密。袁世凯政府一方面虚与委蛇,一方面故意将消息“泄露”给美、英驻华人员,力图借用美英的力量来抵抗日本。对此,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与美在华传教士态度一致,认为“二十一条”严重威胁美国利益,主张坚决回击,但威尔逊政府却认为美国“不能在中国的‘门户开放’上与日本作战”,希望中国接受“二十一条”的前四号,日本则放弃第五号要求。遭到日本拒绝后,美国才明确宣布不承认中日之间达成的任何损及美国在华条约权利、中国政治或领土完整或门户开放政策的协定。在美英的压力下,日本作出部分让步,放弃第五号的要求,中国则被迫接受“二十一条”的前四号。

美国向日本妥协的顶点则是“兰辛-石井协定”。1917年,美国鉴于国际形势不利于自己在东亚与日本争夺,便与之签署该协定,再度向日本作出重大让步。此举让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非常失望,美国公使芮恩施在回忆录中写到,当时中国人普遍感觉“被美国出卖了”。“兰辛-石井协定”实际上证明了中美关系当时完全服从并服务于美日关系。

弱国的抗争外交

相比起中日之间那种赤裸裸的侵略与被侵略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美关系相对平稳。中美之间一方面属于不对等、不完全的双边关系,另一方面,中美在抵制日本侵华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共同利益,这也是当时中国政府一再试图“联美制日”的重要原因。评价一战期间的中美关系,必须将其放在当时中国外交的框架下。作为内忧外患深重的老大帝国,中国在一战时期的外交完全是一部屈辱历史,对美外交概莫能外。

但如果仅仅用“弱国无外交”一句话来概括似乎也失之过简。从一个较长的时间段来回溯历史的话,可以说一战时期的中国外交也是一种弱国的抗争外交,是中国逐步走向世界,争取平等地位的最初阶段,也是极其艰难的摸索阶段。从一战到抗日战争,中美关系的基本态势并没有大的改变,但中国的抗争外交没有停止,而且主动性在慢慢增强。如果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意味着中美关系发展的质变,那么从一战开始的中美关系发展则可以看作一个漫长的量变过程。

徐弃郁: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校军衔,国际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亚太地区安全、中美关系、海上安全和跨大西洋关系。出版专著《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帝国定型——美国的1890-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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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倍倍 关键词: 一战 中美关系 门户开放 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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