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儒家孤魂,肉身何在?

思想潮   许纪霖   2014-09-05 11:11  

导读:历史上儒家的三个肉身,到了现代社会,与国家权力重谋蜜月的王官之学已是一条死路,而注重修身的心性之学也只是少数精英的事情,与一般国民无涉。儒家在未来中国最重要的功能,在我看来,应该发展以公共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教”,重建中国人的社会良序。

二千年的儒家曾经是古代中国的公共文化和官方意识形态,到了一百年前在西学的冲击之下,儒家文化解体,失去了其制度之根和社会之根,虽经几代新儒家学者力挽狂澜,光大绝学,然而儒家义理犹如孤魂,在少数精英的上空游荡,而不再在大地有其肉身。

传统儒家之所以如此风光,乃是有双重的制度肉身,其一是汉代的五经博士制度和宋之后的科举制度。儒家是王权钦定的官方意识形态,儒家士大夫也成为帝国官僚阶层的唯一来源。其二是宗法家族社会的风俗、礼仪和民间宗教。儒家是古代社会的文化“小传统”,在民间有深厚的土壤,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纲常伦理。然而,儒家的这双重肉身到了现代社会已被连根拔起,摧毁殆尽。虽经一个世纪的磨难,儒家到21世纪的中国有了复兴的希望,但如今的繁荣更多地只是学院层面的热闹,少数精英那里义理儒家的蓬勃兴旺,反过来衬托了制度儒家的落寞荒凉。儒家之魂,悠悠荡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如何改变一个世纪以来儒家的魂不附体、让其在制度上有所附丽?比较起牟宗三、唐君毅、杜维明等注重义理的老一代新儒家,今日新一代儒家人士开始注意到制度儒家的重要性,而上层频频吹来的温馨暖风和社会的精神饥渴,又给制度儒家的复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时代良机。问题只是在于:儒家之魂,将依附于何张皮上?是目光往上,得君行道;还是视野往下,觉民行道?

王官之学,此路不通

儒家与基督教、佛教不同,不仅是入世之学,且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其最高的成就乃是经世致用,实现治国平天下。儒生们的政治抱负虽大,却有着自身不可克服的软肋:与基督教相比,缺乏有经济实力、又可与王权相抗衡的独立建制;与古希腊公民比较,也没有参与政治的制度化管道。儒家士大夫虽然谨记孔夫子的“士志于道”,坚信儒家的信仰(道)尊于王权(势),但在政治实践之中,“道”却不得不借助于“势”,看君主的脸色,借“势”的跑道践行“道”的理想。

从古至今,凡是有强烈用世之心的儒家,因为摆脱不了“道”依附于“势”的宿命,总是习惯于走上行路线,时时寻觅明君,希望将一己之学抬升到王官之学。儒家需要明君,明君也需要儒家。秦二世而亡的教训,让汉武帝以下的君主们明白,仅仅靠法家官僚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是不够的,暴力威慑得了百姓,却无法征服人心。儒家有民本主义的王道政治,以儒补法,可以为王朝的统治获得长久的合法性。于是,大部分的中国皇帝,从汉武帝到康熙雍正乾隆,其统治方式皆为外儒内法,偶尔济之以黄老之学,霸王道杂之,三管齐下。

王权与士大夫的结盟,是一个有限的、互为手段的脆弱联盟。王权最迷信的,永远是马基雅维利之学,再熟悉儒家经典的皇帝,其作为权力的化身,决定了他骨子里流淌的,只可能是法家的血脉,相信“法术势”这套治理体系无远弗届。对于儒生而言,王道政治是体之所在,王权不过是其用;但对王权来说,儒家再好,乃是用也,法家才是体本身。以晚清的洋务、变法和新政为例,士大夫与清廷虽然都为保国,其实是各怀鬼胎。士大夫以富强保中国,最终要保的是天下----那个儒家所心仪的文明秩序,但清廷以富强保中国,最终要保的是江山----那个满清权贵独揽天下的小江山。士大夫为了保天下,可以改朝换代;而清廷为了保江山,宁愿天下先亡。

王权与儒生相互利用,结成同盟,因为终极目标不同,终有决裂那一天。对儒家士大夫来说,伴君如伴虎;人君一时之喜怒哀乐,足以毁弃自己一生之辛苦努力。西汉年间,一代枭雄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帝国提供了阴阳五行宇宙论的大儒董仲舒备受荣宠。然而,皇帝要的只是董氏宇宙论为帝国论证合法性的一面,而讨厌董氏用“天人感应说”在皇权之上置放一个更高的“天命”。汉武帝建元6年,皇帝祭祖之地辽东高庙失火,书生气十足的董仲舒认为这是上天对当政者发怒,写了《灾异之记》,奏章还没上,就被人偷偷告到朝廷,汉武帝大怒,决定将董仲舒斩首。后怜其才,又下诏赦免,但被罢免官职,从此,董仲舒再也不敢造次,干预政事,晚年居家以修学著书为事。

儒法的合作结盟,看起来是王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但这个结盟在实力上是不对等的,也缺乏制度的保障。王权是主动方,士大夫是被动方。儒家在政治上有多少发挥的空间,端赖皇帝是否明君,是否有肚量采纳儒生的进言。中国历代有盛世与衰世,有治乱循环,个中原因并非取决于制度,而是看是否有明君贤相主政。文景之治也好,开元盛世也好,汉武帝、唐太宗也好,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只是人事好,并没有立下好的制度。一朝明君,气象万千;昏君其后,人亡政息。所缺乏的,正是长远的制度性设置。

牟宗三先生有一卓见,认为古代中国政治只有治道,而无政道。儒家提供了一套以民为本的形而上义理,法家有成熟的控制社会、驾驭官僚的治理术。但儒法两家,一个义理上过于空疏,另一个只是在统治上下细密功夫,二者都无法开出超越于人君的、具有最高立法意志的政道,即刚性的宪政架构。

传统的儒家政治,并非一无可取,在几千年与王权又联合有斗争的历史实践之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智慧:道统与政统的双重权威、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民间的清议传统、文官考试与御史制度等等,这些政治智慧与制度实践以民意为依归、以天理为最高价值,以儒家士大夫为社会中坚力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了皇权独霸天下,使得中国政治在若干朝代和历史时期之中保持了清明、理性与有序,使得古老的中华帝国在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和文化多元的土地上,持续了二千多年的文明历史。

然而,儒家政治具有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限制,其有形而上的义理,有治道层面的技艺,然而缺乏的是政道层面的根本大法,纵然设计如何完美,最终还是依赖于圣君贤相的个人德性,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统治的合法性、权力的有效限制和权力的有序更替这三个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上的儒家在现代社会之中不再具有独立的光复价值,其未来是否有价值,全看儒家在制度上与谁结合勾兑。假如继续外儒内法,延续古老的秦汉体制,两千年都没有走通的老路,岂能指望在21世纪枯木逢春、病树开花?

政治儒家真正的希望,在于与现代的法治与民主制度审慎嫁接,以超越私利的精英智慧平衡一人一票的民粹政治,以天下为公的公意聚焦权利至上的私利之争。儒家政治本身无抽象之好坏,就看其与谁交友结盟。倘若能够像牟宗三、唐君毅老一辈新儒家那样,在法治与民主的现代政治框架之中发挥余热,那么就有可能实现自身之创造性转化。

文章来源于网络,仅代表作者观点。欢迎关注独家网(www.dooo.cc)
上一页 1 23下一页
专栏作者
责任编辑:马新斋 关键词: 儒家 王官之学

发表评论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