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香港“新常态”

经略网刊   郑永年   2014-09-04 10:19  

8月17日,香港各界逾十九万人参与了“保普选,反占中”大联盟发起的“和平普选大游行”。一时间,“市民要和平,占中必须停”、“反占中,反暴力”这样的标语口号成了香港民众舆论的主流。相较于今年反对派的“七一”游行,人数更多,声势更为浩大。

香港回归之后,建制派与泛民派之间长期对峙,建制派在香港政改上的保守主义倾向一直被擅长“街角政治”的泛民激进派指责为“投靠北京,奴颜婢膝”。长期以来,建制派缺乏组织街头游行集会的经验,集会规模过小、中途补给不足、理论号召过于单一,在大众动员政治中战斗力不足。然而,民众虽然在某些时候受到激进派影响,但紧要关头的态度才能说明问题。明报“七一”的民调显示,百分之五十六的港人反对借助激进行为争取普选。由此可见,激进派试图借助“占中”来扩展自身影响力,已经遭遇了滑铁卢。

在现行香港管治体系下,中央在香港不行使司法终审权,更谈不上落地执法权了。回归后的香港更罹患“殖民地后遗症”,23条立法遭抵制未果,导致叛国活动都无法入罪。以“四人帮”(即黎智英、陈日君、陈方安生、李柱铭)为首的激进派长期接受英美资助、为英美战略政策服务早已是公开的秘密。美国“重返亚洲”之后,激进派们亮旗号、闯军营,在“港独”的道路上愈走愈远。台湾的学运领袖林飞帆、陈为廷等人也不断为其打气,近日更是与热比娅相互呼应。港独、台独、疆独沆瀣一气。与之相应,西方驻港领事馆多次插手香港内政。

“反占中”的两个后续事件形象地凸显了香港内外政治博弈,尤其值得关注:一是香港廉政公署进入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住所调查。此案涉及政治献金,之前就有人披露黎智英过去两年向反对派及其政党捐助4000多万港元。另一是中央的坚决表态。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决定》在明确2017香港可以实行普选之外,更重要的是对行政长官普选制度应当遵循的法律框架作了规定。有两点比较重要,一是要落实普选,有关普选法案须经立法会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这也意味着一旦出现立法会否决特区政府提出的普选方案的局面,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可能将无法实现。这也意味着从法律角度来讲,香港将继续适用现行的行政长官产生办法,不会出现法律真空。二是明确了行政长官的候选人数为两至三人,由提名委员会提出。这也就让反对派幻想的通过少数人联名提出候选人,或是公民提名之后造成共识分裂的局面不再可能出现。

纵观此次“反占中、保普选”大游行,可以看出,激进派的“占中”主张将部分政治上不亲近北京的民众推向了建制派,让原本一盘散沙的建制派因为“反占中”而走向团结,也让泛民派自身内部产生了分歧。此次游行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激进派们高估了自身的实力。事实上,香港无论是政界、工商界还是传媒界、演艺界,都与大陆各个领域和相关部门保持着密切的交流。许多香港民众或许对建制派仍缺乏信任,但对“占中”这样的破坏性的违法行为却极为敏感和厌恶。“和平普选大游行”至少有效地鼓动、团结了香港内部主张以社会稳定为前提稳健推行政治改革的市民力量,也让港人和香港以外的世界明白,香港的民主并不只有激进派提倡的一种。

然而,建制派不会因为一次成功的游行就巩固民众基础,香港政局仍然存在许多变数。香港政治问题的根源仍然在经济社会:一方面,由于大陆的高速发展,香港的经济地位下降,“蛋糕”已经很难持续做大;另一方面,少数资本精英占有了香港大多数发展成果,多数民众的经济社会地位下降。而中央由于缺乏能落地的执法权,即便能从统战少数上层精英转向寻求大众支持,手头也缺乏合适的经济社会政策工具。由于香港内部分配结构的固化,从外部“输血”只会进一步加剧贫富分化,并不能争取底层人心。这一结构性困境,至今仍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也很难在近期内发生积极变化。这意味着政治恶斗仍会持续,并对经济继续产生消极影响。

一些港人将民生问题的解决希望寄托在特首直选上,但这里同样存在一个结构性矛盾:只要是坚持自由市场、有限政府信条,政府就很难有强大的再分配能力,那么政府的长官无论以什么方式产生,都难以改变财富初次分配的结果。在社会分裂的条件下,我们也很难期待香港在特首直选之后能在短期之内产生一个具有强大政治整合力和政策执行力的政府。

最终,也许我们都要学着去适应香港的“新常态”,这个新常态的核心内容是香港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差距拉大与社会泛政治化之间的循环圈。没有什么便捷的打破这个循环圈的办法。但随着香港在大中华经济圈内地位的进一步弱化,也许这个循环圈所造成的外部影响也会弱化——问题并没有解决,但别人已经不那么在乎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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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新斋 关键词: 香港 普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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