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需要“六亲不认”

观察者网   寒竹   2014-08-08 15:42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宗法传统的国家,缺乏公私分明的现代观念。要把文本上的法律化为真切的现实,要从根本上遏制腐败,中国政府还需要下很大功夫。但只要从细微之处确立公与私的边界,只要抵挡住市场原则对公权力的渗透,腐败最终会从根本上得到遏制。

很少有人能否认打击腐败是中共长期坚持的基本政策。1949年3月,尚未完全掌握全国政权的中共在西柏坡提出了“两个务必”,要求全体党员在进城后能够经得起考验。1949年后,中共采取了各种形式的政治运动来治理腐败。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共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但用党纪和国法的形式来打击腐败的工作从未松懈。

按照中纪委正式公布的数字,1982年至2007年这25年间,被党纪处分的党员人数高达341.76万人。而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全国人大的报告来看,1978年至2009年因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被判决有罪的人数总共约有70万。仅在1982年至2002年这20年间,被查处的县处级干部就有65399人,厅级干部5525人,省部级干部286人。而从2002年到2012年这10年间,中共核心领导更是把腐败现象视为威胁到自身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打击腐败更为严厉,移送刑事审判者甚至包括政治局委员这一级的高级官员。

 2013年7月8日,北京市二中院,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因受贿、滥用职权罪获刑死缓。这是十八大后受审的第一个正部级高官。

2013年7月8日,北京市二中院,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因受贿、滥用职权罪获刑死缓。这是十八大后受审的第一个正部级高官。

但另一方面,尽管执政党不遗余力地打击贪腐官员,腐败问题却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很少有人能否认,腐败是当前中国社会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社会中郁积的“仇富”和“仇官”归根到底是对腐败现象的仇恨,因为遵纪守法的富人和官员并不会招来恶感,但靠违法乱纪致富的商人和用权力敛财的官员,往往是人人喊打。

为什么严刑峻法未能有效地防止贪腐泛滥?中国社会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贪腐究竟是制度的产物还是社会的产物?如何才能遏制贪腐泛滥?本文试着对这些问题做一些探讨。

腐败的本质是什么?

广义地讲,腐败是指行为主体滥用手中的权力,违背法律或社会公认准则谋取私利的行为。但在绝大多数时候,人们讲的腐败主要是指国家公职人员的腐败,即公职人员用公权力非法地谋求私人利益,从而使国家的公共机构逐渐腐烂瓦解的过程。对腐败的这种理解,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都基本一致。但是,有两点需要强调,且对进一步理解腐败现象特别重要。

第一,腐败行为是一种违背政府体制或社会主流意识的非法律、非道德行为。这就是说,腐败的本质特征并不在于谋取私利,而是在于这种谋取私利的行为违背和践踏了既有的法律规范和社会准则,是一种对国家体制和社会准则的破坏行为。在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奴隶主或封建主也大肆掠夺社会财富,也是运用手中权力谋取利益。但是,如果奴隶主或封建主是按照既有的法律体制和社会准则榨取社会财富,这种运用国家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就不能算是腐败。在资本主义社会,商人在市场中也在最大可能地追逐财富,但如果这种追求财富的行为是在法律的框架之内,也不能称之为腐败。

古希腊的斯巴达是具有专制主义色彩的奴隶制城邦,但由于斯巴达的奴隶主基本上都在奴隶制的体制内活动,都遵守了古希腊奴隶社会的公共准则,因而很少人会认为斯巴达社会是腐败的,尽管这个社会是基于血缘压迫的奴隶社会。

罗马帝国恰好与斯巴达相反。罗马帝国早期曾跟斯巴达类似,帝国的统治者保持着“纯朴”、“高尚”、“诚实”等传统美德。但到了罗马帝国晚期,政府官员日益腐败,买官和卖官盛行,甚至连帝国的皇位也拿来拍卖;司法腐败导致社会混乱动荡;军队腐败导致军队战斗力急剧下降。罗马帝国的灭亡有很多原因,但腐败瓦解了帝国的法律和社会公共道德准则是根本性的原因。

有的时候,贪腐者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但这也不能改变腐败的本质特征在于违背和践踏既有的法律规范和社会准则。在世界上以最高统治者身份大肆敛财的典型,是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哈托和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这两位东南亚的前独裁者是全球贪腐人物的冠亚军。但是即使是这两位独裁者长期掌握国家政权,他们的贪腐行为也是为当时的法律制度和社会准则所不容,所以两国的新政府都据此提出了司法追诉。

第二,由于腐败是一种对既有法律制度的违背和践踏,所以腐败有可能出现在各种不同制度、不同时代的社会。从人类历史的发展看,无论是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出现过大量的腐败现象,因为在所有的这些社会中,都可能出现政府官员滥用公权力谋取私利,都有可能出现统治者或政府官员违背和践踏既有法律及社会公共准则的现象。但同样在这些社会中,也都有可能出现过相对廉洁的时期,只要当时的法律规范和社会公共准则得到了统治者和政府官员的基本遵守。

中国从秦汉时期到清王朝实行的是同一种制度,但在这同一种制度下,中国有过极为腐败的年代,也有过相对廉洁的年代。一般说来,在每一个王朝的初期,政府官员基本能遵守国家的律令及规章制度,遵循社会的公共准则,在这个时期,政府也相对廉洁。但到了王朝晚期,政府法律松弛,社会道德涣散,贪腐行为像洪水一样泛滥,最终导致王朝的崩溃。

由此可见,腐败并不是一般意义上以权力获得财富的行为,而是以违背和践踏既有法律制度的方式来获得财富的行为,是一种对国家和公众的背叛,这种非法律行为有可能出现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亨廷顿把腐败称之为“背叛公众信任”和“违反公认准则”。

反腐应严防公权力私有化

由于贪腐行为是一种法律外的行为,是国家公职人员以违背和践踏既有法律制度的方式来获得私利的行为,那么公权私用则是贪腐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尽管腐败存在于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但所有的腐败行为都有一个共同表现形式,这就是政府公职人员以自己手中的公权力来谋取私利。从这个意义上讲,贪腐行为就是公权力的私有化。

自从人类建立起国家这种管理公共事务的机构,社会就出现了公与私的划分。国家在公共领域活动,统治者和政府官员按照法律运用公权力对社会进行管理,政府官员的回报来自薪俸而不是用公权力牟利;普通民众则生活在私人领域,按照国家法律和市场原则获取自己的私人利益。在正常的社会,公与私泾渭分明,各自遵循不同的原则运转。

但是,由于公权力总是掌握在具体的官员手里,尽管法律制度和社会伦理对官员的行为有所规范,但掌握公权力的官员总有把手中权力私有化的冲动,因为公权力一旦私有化,就有可能带来远高于薪俸的经济回报。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政府官员都有可能把手中的公权力私有化,除非受到法律的有效限制。

另一方面,在私人活动的自由市场,每一个经济主体都试图获得最大利益,都试图最大限度扩张市场的边界。只要有自由市场,就会有人试图把市场原则扩展进公共领域,因为用市场原则跟公权力进行交易可以获得比从事普通商品交易更高的回报。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社会都会出现资本对政府机构的渗透,除非这种渗透被法律的防火墙所阻挡。

所以,社会是否会出现大规模的腐败,最根本的是取决于公与私之间是否有一道坚固的防火墙。这道防火墙一方面要防止公权力向自由市场的扩张,另一方面也要防止自由市场向政府公共机构的渗透。一个社会,公与私的界限越分明,社会的腐败现象就越少;公与私的界限越模糊,社会的腐败现象就越严重。

一般说来,公与私的界限是否分明跟社会制度关系不大,而跟社会的法治化程度有很大关系。几乎每一个社会都会在公与私之间划下界线,但是法律的界限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生效却差别甚大。根据透明国际的调查,中国的廉洁指数在全球近200个国家中排在第80名,而排在中国之后的菲律宾、阿根廷和印度等国的政治制度比中国更接近于最廉洁的丹麦、瑞典和新西兰等国。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被西方国家称为“邪恶轴心”之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古巴竟然排在第56名,远远高于一些实行西方制度的发展中国家,但同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却排在100名之外。两个政治制度类似的国家在廉洁程度上竟有如此大的差异,显然,仅用政治制度是不能解释这种反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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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徐糕糕 关键词: 反腐 腐败 公私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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