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政府遇上独立民调

观察者网   袁岳   2014-08-07 10:26  

11月20号,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兼职教授、电视主持人袁岳做客观察者网,介绍中国政府如何运用民调,以及他在调查过程中,与政府间的“那些事儿”。

中国政府大量运用民调,对下级进行考评,考察老百姓的满意度。而很多地方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在出台一些与民生相关的政策时,也常使用民调。

当今中国的民调机构基本上有三个系统。首先是以我们零点为代表的民调公司,还有政府所做的民调,还有就是进入中国的国际民调机构。但国际民调机构在中国是受安全部门管制的,所有进入中国的民调机构都要承诺不做社会领域的民调,才可以开业。从这个角度来说有关社会领域的民调是受保护的。

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是比较主张加强民调对高官监督的。2008年,中共通过的《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条例》中明确提出一个考核方法,是通过民意调查,如问卷、座谈会等方法,了解主要党政领导干部的表现。以这个条例为依据,从2008年开始,党内开始做一个非常重要的民调,虽然没有公开结果,但媒体曾经报道过有这么一回事。

这个民调调查了我国的县市的“一把手”,县里是县委书记与县长,市里是市委书记与市长,大概有5000多人。调查人数接近8万,实施单位是国家统计局。我没看过全面结果,但有一次从相关人员处了解到,这个结果实际上是老百姓认可度调查。在内部大家非常敏感,因为实际上每年在全国都会被排一次队。

新千年,政府委托来了

最早在1986年的时候,民间就有人开始做民调,但是他们都没有形成规模,因为找不到赞助。1992年,中国首个真正独立的、公司意义上的民调机构出现,实际是我们零点。这么多年,国家官方委托的民调,80%以上都是零点。在整个独立民调领域,零点所占比例大概超过90%。

2001年以前,大部分的民调都是自己花钱做;2001年以后,开始出现政府采购。而且我们现在和政府的合作,很多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民调领域。

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意味着独立民调和政府民调还会发展。比如说三中全会定下的方针,总归都要落实为具体的政策。但一些政府部门可能不知道怎么做,就要寻求所谓外脑,帮他们提出若干可以做的东西。他们提出后,下面的人又不知道怎么跟进,我们民调公司则能继续跟踪。这就是我们基于调查和研究基础上的咨询工作,当然不仅限于政府部门,也有商业咨询。

我们现在做的这几个领域,社会影响力是比较大的。比如国际意识,我们目前主要重点监控45个国家,研究那些国家的人怎么看中国和中国人怎么看它们。每年外国领导人访问中国的时候,我们也会调查相关国家。以色列我们已经监控了十几年。

然后是民生发展、社会发展研究,包括跟社区、NGO有关的内容。民生发展总是和社会保障、医疗啊等等相联系。还有就是消费文化研究,以及政治参与调查。

回到政府委托问题上来。目前与公共政策相关的公共意见调查实际上约70%是公众考评,所以一般的委托部门就是纪委、监察局、绩效办或纠风办,也有一些地方叫督查办。基本上都是监督部门来做这个工作,而不是政策发起的部门

目前我们中央部委有预算的部门大概有40个,这里面运用民调的部门数量大概在10个左右,主要是集中在民生和社会政策方面。

如果以全国来算的话,省级和县级使用的是比较少的,这和它行政职能的负担方式有关。

城市,是最活跃的使用者,偏于集中在东部和比较富裕的城市。目前,能够经常使用民调来管理、监督的,约20个;有过一定量使用经验的,在100个。我指的是官方委托民调。前十的这些城市,从预算的角度来说,占前100位城市民调预算总量的70%左右。越是都会型城市,使用得越多

这些民调的核心内容就是监督政府部门的满意度。这一点也和先前提出来的、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都以民众满意度为主有关系。

政府委托民调的预算与常规化

全国各级政府花在民调上的预算总量大概是2.5亿。这个数量看上去不少,但政府做民调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最初预算往往不足

按同样的工作量,跟商业机构相比的话,政府大部分只能付出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钱。但是这三分之一在政府部门看来已经是大钱了。他们搞项目,搞其他的东西,开会什么的,都有钱,所谓正常项目就是两三万的,他们会去干。唯独做民调,如果你开出一个二三十万的项目,他们就会觉得是个特大项目了。在我们看来,如果做一个正常的项目,开价是五六十万的水平。这在他们看来就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我们开价五六十万,按照我们的标准是非盈利项目,就是说并没有钱可挣。

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先给它做起来。以前政府里没有人找我们做的时候,以非盈利的方式跟它做几年。

有时,首长想要开创新经验,所以就有了一个特别批示,产生一笔特别预算。第一年的结果通常在政治上有些争议性,会在常委会的层面,或者市长办公会的层面积极讨论。最后讨论结果通常是这个事情不错,明年继续干。那么这个预算就常规化了。

也有些部门,领导想尝试,第一年我们先做了,但是他第二年调走了,这事儿就不做了。西部这种偶然性比较多,在东部就比较稳定,与某个部门的合作容易常规化。

我跟西部某市有一些合作,该市市长认为调查很重要,我们就开始跟他合作。后来有一段时间,据说他有希望当书记,结果后来没戏了,省里面宣传部长来当了市委书记,就传言说市长要离开。一听说市长要离开,下面的相关部门就说,这活不干了。过了一段时间,又说市长不走了,然后相关部门就说我们继续谈。所以很有意思,半年之内同一个人能对你讲三次完全不同的话。这个现象在西部比较严重。

对于很多地方,偶然也很重要。因为你希望他有体会,才能有商量的余地,之后再争取制度化和常规化。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大都会周边的城市,是向它看齐的,他们学新经验都到那里去学。所以大都会干点什么,他们也干点什么。区别在于,大都会干完了以后,它会不断地提升,不断地优化。周边地区干完之后,就老想着下回再干一点什么新的。所以周边城市老学新鲜玩意儿,但是制度化不够。这就是都会和非都会地区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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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沙砾 关键词: 中国政府 事儿 公司 袁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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