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媒:再造中华文明的辉煌是对一战最好的纪念

儒家网   慕朵生   2014-08-02 10:49  

7月28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纪念日,欧洲各国都在举办各种 各样的追思纪念活动。中国并不是这场大战的旁观者,而是重要的参与者以及名义上的胜利者,因此我们也有必要对之进行深入的反思和纪念。

一战的本质是欧洲列强争霸战,它历时4年之久,造成1000万人丧生、2000万人伤残,把欧洲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绞肉机”,集中暴露了西方文明的弊端。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大战最后一年出版《西方的没落》一书,就把世界围绕西欧旋转的“西方中心论”,称作是荒谬、自欺欺人的“历史托勒密体系”,认为人类必须发动一次“哥白尼式的文明革命”,彻底走出“西方中心论”的沼泽。

惨烈非正义的战争没有赢家,一战的结果只是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取得了名义上的胜利。当时的中国虽然积贫积弱,但因加入“协约国”并对德国宣战,特别是累计派出约30多万劳工远赴英、法等国参战,所以也成为战胜国之一。这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西方世界打交道的第一次胜利——尽管只是名义上的,但并非不值得纪念,至少我们要缅怀30万劳工的业绩!

不过,一战对中国的重大影响,与其说是中国取得了一场难得的胜利,毋宁说深深伤害了中国。中国被视为“第三等战胜国”,不仅没有分享到任何战胜的果实,就连德国在华侵略形成的权益,也被“协约国”非法转交给狼子野心的日本。“弱国无外交”,世界仍处于“强权战胜公理”式“丛林法则”的支配之下,中国不能再依傍西方文明,而是必须“要自救、当自强、走新路”,成为中华儿女的基本共识

所谓中国自救的新路,当时主要有三大思潮:一是一战初期“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激烈反传统”、“拼命往西走”的西化思潮——那时中国人还很少注意到一战的惨烈。二是一战末期由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社会主义思潮。三是一战结束之后一段时间内出现的重建中华文明的思潮。短短几年时间,三大思潮粉墨登场、彼此争鸣,并深刻影响到此后百年来中国思想舞台的格局,可谓是一大难得的历史机缘!

重建中华文明思潮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一战期间及其结束后一段时间里,访问过欧洲的梁启超、张君劢等思想家,亲眼目睹欧洲各国哀鸿遍野的惨状,纷纷提出“科学万能论”、“西方中心论”已经破产,中国不能再一味恋慕和学习西方,而是应从价值上回归自身传统、重建中华文明,并为苦闷的欧洲人提供文明方向上的指引。1920年访华的英国思想家罗素,也多次发表演讲,并写就《中国问题》一书,指出“中国的问题不仅是政治独立的问题,文化独立同样重要”,认为“中华文化如果完全屈从于西方文化将是人类文明史的悲哀”。这些人的鼓动,激发了学界研究和弘扬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热情,民国因此被公认为国学研究和传承的一大黄金时期。

遗憾的是,正如前秦时期诸子百家竞相争鸣一样,在国势陵夷、战乱频繁的年代,可以进行激烈的思想交锋,但很难进行稳定的文明建设。最终,社会主义在三大思潮的竞争中胜出,夺取了政权,建立“新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主义仍是一种西方思潮,只不过是站在了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对立面而已。这意味着,它必然会与自由主义式的西化思潮和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发生一些隔膜,因而如何与两者相处,构成了重建中华文明的一大核心命题。

同样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不仅把自由主义式的西化思潮“西化思潮”扫地出门,而且错误地发动了“破四旧”、“文化大革命”等致力于割裂甚至是毁灭自家历史文化传统的运动——就像一个人试图抓着自己的辫子离开地球一样,致使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基础上的中华文明重建伟业遭到搁浅。然而,国内梁漱溟、熊十力等大儒的坚守,港台钱穆、牟宗三等大儒的呵护,始终提醒人们,中华文化是一只“不死鸟”,始终在等待着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机会!

如今,中国早已非一战期间积贫积弱的国家,而是一个蒸蒸日上、走向富强的国家。我们纪念一战,固然不必再以当时的中国是战胜国却遭到西方列强的羞辱而感到义愤,也不必将西方文明一棍子打死并扫地出门,而是应以百倍的民族自尊和文明自信的姿态,本着宽容精神,既重新接续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又继续学习借鉴西方优秀文化,并在此基础上融会创新,再造中华文明的新辉煌——这才是真正的文明自信,也是中国对一战的最好纪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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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明 关键词: 文化自信 传统文化 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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