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农业社会主义”问题

经略网刊   罗岗   2014-07-28 0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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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集体化的进程——从互助组到合作社,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每一个阶段既是阶级话语、集体主义等社会主义“新传统”改造农村基层社会的结果,也是传统乡村共同体和农民日常生活实践与之冲突、妥协并有可能转化、重返的结果,两者的共同作用所形成的“经验”有一部分可以适应于下一个阶段,但也可能由于“改造”的最终目标在于消灭私有财产制度和传统的基层市场体系,使得之前行之有效的“经验”完全失效。赵文词就认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家庭结构,或者说没有分解家庭生活的传统组织。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当政府紧密围绕农村的传统社会生态体系而建立新的组织进行集体农业劳动时,共产主义的意图便明显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当政府试图打破某些基本的传统社会生活方式,尤其是组织起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时,结果则造成了经济和政治上的混乱。所以到最后,这种传统的社会生活方式便基本上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按照他的看法,自然是“老经验”没问题,“新情况”出状况了。就像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指出的,互助组是中国共产党早在老解放区就已经发明了的传统,在互助合作合作运动的初期,由于同民间传统冲突较小,重叠较大,“发家致富”的口号作为政治话语与农民家户私有的观念相契合,所以不像后来合作社阶段那样遭遇到激烈的“退社风潮”。经济学家林毅夫在研究1959年至1961年的中国农业危机时,甚至用“博弈论”的方法将1958年秋合作社成员退出权的被剥夺看做是俗称“三年自然灾害”的发生根源,“在1958年以前的合作化运动中,社员退社自由的权利还受到相当的尊重,但自1958年的公社化运动以后,退社自由的权利就被剥夺了,因此,‘自我实施’的契约无法维持,劳动的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滑坡,由此造成了这场危机”,而自然灾害、政策失误和管理不良以及公社规模过大只是这场危机的第二位原因。其中隐含的意思就是认为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公社化”过于激进,不合当时的“国情”——“国情”在这儿被解释为农民“种田万万年”的小私有观念和农村经济的“小生产性质”,在这种经济基础上如果设想建设社会主义,那就难免是带有乌托邦气息和民粹主义色彩的“农业社会主义”了——这就是为什么另一位经济学家周其仁在研究合作化以来中国农村所有权关系的变迁史时,按照“制度经济学”的方式,提出了所谓“所有权悖论”:“一方面,所有权不能完全不要国家而得到有效执行;另一方面,国家的引入又非常容易导致所有权的残缺”。为解决这一悖论,他在“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基础上构想了一个理论假设:“只有当社会与国家对话、协商和交易中形成一种均势,才可能使国家租金最大化与保护有效产权创新之间达成一致”,并且简单地将西方式排他性的私有产权套用到中国农村“公私相对化”的财产观念上,认为集体化对农民土地私产权的剥夺所导致的集体经济,其实质是国家控制农村经济权利的一种形式,其实践违背了上述假设,因而是低效率的,并最终归于失败;而市场取向的农村改革则使实践的逻辑逐渐符合重建产权秩序的理论逻辑。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改革开放开始之际,需要在理论上对“农业社会主义”进行清算:“人们认为,合作化运动这样迅猛的发展,是广大农民蕴藏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迸发的结果。这种看法在理论上是没有根据的。”理论上有根据的自然是将“集体化”重新“私有化”和“市场化”,而且必须以面对“现实”、正视“国情”为前提,就像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说得那样:“对集体化也好,对市场也好,共产主义这不得不接受既定的传统结构,不得不在它们呆滞的力量之上进行建设,不得不通过它们向着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机构努力。……在传统的市场共同体限定了共产党为农村改革所选择的手段的同时,农村改革又不可避免地非常确实地反过来赋予它们以新的形式。”

无论是集体化还是市场化,当代中国农村的变革始终都要面临落后的“小农经济”。这一问题意识的存在为我们提供了对共和国“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做一个“整体观”的可能。因为坊间发表的许多总结和反思“共和国六十年”经验教训的文章,关于如何处理“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的“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后三十年”的关系,一直争论不休,分歧的关键即在于如何评价建国后毛泽东的功过得失。有一位论者特别指出:

毛泽东有着浓厚的“乌托邦”情怀,也就是刘少奇说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后来,学者胡绳概括为“民粹主义思想”。毛泽东努力在中国搞试验,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继续革命”为手段,借助政权的力量强制推行。他憧憬每个村庄人人劳动,人人自由,人人有权,人人平等,人人有文化,甚至每个村庄都有大学,兵民一体,学校同时是工厂。他的梦想是如此“美丽”。平分土地没几年,就搞合作化;刚刚搞了初级社,马上就拉起高级社,紧接着就闹人民公社,锅碗盆勺一概归公。当他这一套实践证明根本行不通并为人们所反对时,他就拿出“继续革命”、“阶级斗争为纲”的武器,打击不同意见。“反右派”“反右倾”都是如此。即便在三年大饥荒饿死千百万人后,他那一套搞不下去了,在七千人大会上,他作了检讨,但紧接着就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强化阶级斗争学说。可见前次检讨时,他的乌托邦主张并没有改变,不过是政策上作了暂时让步。到1965年,形势稍有好转,他马上准备和发动了“文革”。“文革”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他要“继续革命”,实现他的乌托邦。

所谓“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指的是希望把社会主义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由此放弃了“新民主主义”路线,过快地走向了“社会主义”,也就放弃了允许资本主义在中国存在的空间和机会。很显然,对“农业社会主义”问题的分歧在于究竟毛泽东的构想是“乌托邦”还是在中国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乌托邦”。当然,今天的主流观点是批评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而要克服其弊端就是不要过快地改造资本主义,并允许和鼓励它的存在。

但是,我们如果不把“农业社会主义”做一种简单负面的理解,那么,某种程度上在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落后农业大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也可以称之为“农业社会主义”。但实现的方式不一定是民粹主义式的。毛泽东早就批评过幻想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的想法,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把在农业大国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视为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克服。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一个农民占绝大数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和“集体化”两者之间的矛盾需要构想新的治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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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者
责任编辑:马新斋 关键词: 毛泽东 农业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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