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教授的“低级”错误:功利还是权利?

“权利”“功利”?赏张维迎金融峰会“精彩”演讲

独家网   婼人   2014-07-23 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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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张维迎这个名字,马上就能让人联想到今年在国内吵得厉害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些年来,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语境里,这两个名词都可谓长盛不衰。这位全国知名的经济学家在90年代踏上了改革开放的浪潮,也成了“改革经济学界”各种“盛会”的常客。这些年来,无论是产权改革、国企改革还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比较“陌生”的“市场理论”,张维迎教授似乎总能找到他的发声方式。这个月初他与林毅夫、黄有光等其他经济学家在上海的杨小凯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讨论”,又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了头条上。

真正了解张维迎教授的人不多——我也不敢说就“了解”他,但让我不吐不快的是,很长时间以来,这位经济学家的一些言论都让我感到疑惑(有时也愤怒)。可能超高的媒体曝光率和“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光华学院院长”这些令人羡慕的头衔会让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位虽然“言辞犀利”,但是“颇为负责”、颇“有追求”的一位学者,我却不这么认为。(就像我也不会承认郎咸平教授会是在很多层面上十分负责的“学者”)不过在以前,我也很难对他作出什么定论。直到这次听见他在“外滩国际金融峰会”上的讲话,才终于让我确认了些什么。

兜了这么多圈子,我只是想表示出自己对绝大多数中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善意——至少没有恶意。但想要在这样一篇文章里保持对张教授们的“友善”,实在不在我的写作能力范围之内。所以我想,倒不如我自己少说两句,让大家直接看看张教授说过的话,看看“自由主义者”们到底是怎样为中国人民谋划“自由”的。

在上海的这次峰会上,张维迎教授作了一次几乎“精彩绝伦”的演讲——至少,这次演讲如果放到1776以前(那年3月,《国富论》刚刚出版),那绝对是近乎精彩绝伦的。我认为在这次演讲里,张教授终于完美地、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他的逻辑推理能力,以及他市场理论的核心。

从“自由经济”到“自由政治”,乃至到对“民主”的追求,这样的逻辑看似并没有什么不通顺。想知道张教授对“民主”的真正看法是怎样的?这次演讲的核心观点(也可以理解为“张维迎民主学”的核心观点)可以大致划分为所谓的对“功利主义”和“权利主义”的讨论。

张维迎:“改革的转型,从功利到权利。”观点见下

一、功利主义

我们中国的改革可以说是功利主义的改革,为了GDP的增长,我们可以不考虑认得基本权利和尊严。2000年前英国哲学家创造了功利主义,功利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用目标的正当性来证明手段的正当性。

功利主义也是拥护市场经济的——只有当市场有利于效率,有利于所谓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时候,它才是拥护;如果一旦市场被认为不利于效率,它就强调应该用政府干预的方式。

功利主义其实还对社会道德形成了好多破坏。我们也会为了功利的目的,包括增长、稳定,限制人们说话的权利。

二、权利主义

仅仅靠功利主义可能是不行的,有另外一种标准我称它为权利主义的标准。

权利主义对市场的捍卫是基于人的道德权利、人的自由本性和尊严,而不是效率,至少不仅仅是效率。

功利主义讲的是利害,权利主义讲的是“是非”(正义)。好比说计划生育,我们的计划生育是为了控制人口。听起来,我想是很正当的,因为人口太多的话,我们资源有限,没有办法过一个好的生活。那么否定人的基本的生育的权利,是不是符合基本的正义?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应该说功利主义和自由是不相容的。

三、目的是“民主”

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下如何看待民主,民主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功利主义来看民主仅仅是手段,所以有一个争论:民主制度是不是有利于经济发展?如果有利于就是好的,否则就是坏的,我们不能用它。

但从权利主义的观点来看,民主不仅仅是手段,也是目的,因为民主是人们行使自己的权利的一种方式。

中国改革,是不是应该从功利转向权利?或者说功利主义导向转向权利优先。人类有一些基本的价值,这些基本价值应该优先于任何功利主义的考量,我们不可以任何的理由去剥夺它。

如果我们的体制不能够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我想再多的改革措施都不可能建立起来真正的市场经济制度。

笔者解读:

显然,张维迎教授在“不小心”地故意犯一些低级错误。假设这些错误没有丝毫的“言外之意”,我们就可以毫无顾忌轻易驳倒他。

张教授所谓的“功利主义”,影射的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的说法;他将“功利”和“权利”对立起来,认为“功利主义与自由是不相容的”,让人想到的同样是邓小平——“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的确,邓小平的这些主张在今天有些“过时”了——因为改革开放已经有了一定的成就,中国的经济建设正面临一个困难的转型。而困难之一就在于,邓小平的另外一个“计划”,“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看来并没有实现。后者的缺失带来的结果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我们)没有办法过一个好的生活。”

在谈民主、聊改革之前我们必须搞清楚:对市场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诉求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涌现出来的。什么语境?“我们没有办法过一个好的生活!”

恐怕没人会否认,民主制度的目的也是让人们“过一个好的生活”。(只有善于呐喊的张叫兽,才会把“民主”本身当作目的,这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其实,这也是中国人的愿望。毕竟,如果吃不饱穿不暖,没人会有闲工夫去争取说话的权利。试想一下,在立交桥的桥洞下面,你去对一个乞丐说:“你想要说话的权利吗?”他一定会啐你一脸。他想要的,肯定是吃饭的权利。

事实是这样的:中国的“效率”,还远不足以让人高枕无忧;处理社会“利害”的工作人员,还远未清闲到去和每一个人谈“是非”。最可笑的是,本来人们对市场经济的期待正是为了突破僵化的经济现状,正是对“效率”的期待;本来“公平”的缺失正是自由市场的副作用,因为自由市场里到处都是阴谋和垄断——而张教授却拿自由市场作为正面典型来讽刺“功利”。他好像认为:自由市场才不功利,只有自由市场才可以保障每个人的权利。

的确,一个健康的市场对于保障人的权利是必不可少的。可是它是怎样保障的?是通过张教授深恶痛绝的“效率”。因为自由的市场更有效率,而效率能让政府有能力去保障公民的权利。无论是自由市场还是不自由的市场,如果没有效率,它将何益于保障人权?

张教授却不这么认为,他说:“功利主义也是拥护市场经济的——只有当市场有利于效率,有利于所谓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时候,它才是拥护。”张教授否认社会福利的重要性。看来,他为人民争取的权利,不是吃饭的权利。他认为只有“说话的权利”才是真权利,此外全是功利。

如果不是这样,我就完全看不出张教授所说的“自由市场”和“自由人权”除了同有“自由”这两个汉字外还有什么共同点了。在张教授“理解之外”的“现实世界”中——无论西欧,北美还是拉丁美洲国家的政府,都一直在用社保体系为他们曾经的“自由市场”还债。但很明显,市场本身并不能保证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一种权利:无论是说话的权利还是吃饭的权利。张教授把市场和人的自由完全等同起来,似乎完全没有必要。

他谈到“民主”时犯了更严重的错误,因为——他说的“民主”是一种体制。

没有完美的体制,我不相信张教授不知道这一点。我更愿意相信,张教授是在说“民主”价值本身。而这种价值,是“应该优先于任何功利主义的考量,我们不可以任何的理由去剥夺它”的。实际上,“民主”也确实内含着一种价值,那就是张教授所说的“基本价值”。可是这一层面的民主,与我们所说的“民主政制”相去甚远。“民主政制”永远只是手段,但“民主”可以成为目的——如果张教授换成这样的表述,他离事实就会近一些。

但遗憾的是,张教授鼓吹的“民主”是体制而非价值——太好了!他并没有做西方自由民主“价值的走狗”。因为他明确地讲到“民主制度是不是有利于经济发展”、“我们的体制不能够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他说的是制度,制度而已。 

多么令人啼笑皆非,“身负重名”的张维迎教授,他的追求居然不是价值,而是制度——而是“民主制度”。他还暗示,这种制度就算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也是好的,也是应该用的……

我宁愿相信,这只是张教授演讲的一时激动,只是“不慎”失掉了最基本的逻辑。

(本文系独家网原创,转载请注明。)

责任编辑:何美 关键词: 张维迎 自由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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