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年前,在非洲修铁路的中国人

南方人物周刊   在非洲   2014-07-17 0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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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世纪70年代,中国支持第三世界兄弟国家,援建了坦赞铁路,这是中国当时最大的援外项目,几万中国人在遥远的非洲度过了几年难忘的岁月。

几乎在国内所有相关报道中,东起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西至赞比亚中部的卡皮里姆波希、全长1860.5公里的坦赞铁路都得到赞美之声。

这条由中国政府于1970年10月承建、并于1976年7月全线完工的贯通东非和中南非的交通大干线,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援外成套项目之一,更因沿线地形复杂、线路需跨越裂谷带而闻名于世。

援建坦赞铁路,从最初的勘探到最后竣工,整整花了十年,实际造价也一增再增。中国为此投入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64名中国员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那段时间也正是中国经济极其困难的时期,中国人民为修筑这条铁路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

时光流逝,在70年代“闭关锁国”时期走出国门的中国工人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和思想到异国他乡、又是如何工作和生活的,对于这些,国内媒体一直鲜见报道。

本刊特约记者在成都有幸遇到了当年曾参加援建坦赞铁路的部分中国员工,他们是铁道部原中铁二局机械厂厂长唐玉海、政工干部陈述焕、汽车司机季永林、机修工刘德贵、张宗荣,听他们回忆起那一幕幕往事。

幸福的“学习班”

从1949年开始,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对象基本上是以苏联为首的东欧国家。“文革”时,东欧变“修”,几个社会主义兄弟也只剩欧洲的“一盏明灯”阿尔巴尼亚,亚洲只有朝鲜加越南。

采访时,季永林告诉记者,那时,别说去非洲,如果成都街头出现一位面孔和肤色迥异的人,立即会引起大家围观。

正是在这样的特定环境下,走出国门,去非洲援建坦赞铁路,对于参加者来说是一件重之又重的“政治任务”。季永林告诉记者,当年参加援建坦赞铁路,首先要“根红苗正”,中铁二局机械厂青年员工多,家庭出身多为没有“历史问题”,申请的多,被批准的也多。

申请被批准后,接下来要组队到北京“学习”。地点是铁道部旁的一个叫“北蜂窝”的地方。记者采访的上述五人并不是同一批,所以进入“学习班”的时间也稍有差异,但学习内容是一样的——“毛泽东思想”、国际主义”、“共产主义风格”,间或插讲有关“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等相关内容。

接受采访的几位师傅告诉记者,那时的人思想极为单纯,上级怎么说就怎么做。陈述焕拿给记者一本当年的政工日记,记者看到了他工工整整写着这样的诗句:“主席挥手指航向、远渡重洋来坦赞。雄文四卷随身带、主席教导记心上。胸怀朝阳干革命、重(注:这是陈第二次赴坦)返坦赞斗志昂。早日修通友谊路、彻底埋葬帝修反。”

陈述焕说这是当年大家普遍的心态,只是因自己是政工干部而写在本子上而已。正是带着这样的思想,所以在学习时,大家都极其认真。刘德贵则插话说,学习热情高涨,除了思想一致外,每位出国人员都有400元的服装费。刘德贵当时是三级工,每月工资42元。他告诉记者,当领到相当于几乎一年工资的服装费时,他做梦都不相信是真的,身边有人悄悄想少做两件衣服,然后把钱积攒起来,但随后大家发现这种想法不可能实现,发下来的钱最后又都统一交到制作成衣的服装店。每人涤卡和的确良成衣各一套,外加衬衣大衣若干,外加帆布箱和帆布包各一个。

除了服装费带来的惊喜,大家刚到北京第一天就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竟然有馍吃,这还不算,还有白饭。晚餐时,一道红烧肉上来,让所有人都兴奋得睡不着觉,而且在整个学习班期间,隔三差五就有肉吃,以后最后学习班结束了,大家都恋恋不舍,希望能再多学习几天。

据记者了解,70年代初期的四川成都地区,也还是存在吃不饱饭现象的。城里还好一些,每月能供应半斤清油(菜籽油)和一斤肉。那时,只有一些“干部”和少数家庭能吃上真正的红油(辣椒油),而一般大众家中所谓的红油,都是用凉水泡的海椒。穿的就更糟了,补丁摞补丁根本就不算什么,连城里很多小娃都是衣不蔽体。更不用说农村了。

采访中,老人们都说,那时是出了政治问题才“办班”,没想到在北京的“办班”竟是如此让人欢乐,很多人私下里就说,真希望这样的“班”,能永远办下去。

不过据老人们回忆,不同批次“学习”的长短也不一样,最短是一个月,最长是将近两个月,越早去,时间越长,越晚去,时间越短。上级也是越“办”越有经验。

五位老人中,刘德贵最早出国。1970年9月29日,他在广州黄浦码头登船,船名为“明华”号(另几位老人说乘坐的是“耀华”或也是带“华”的轮船),记者在老人迄今依旧保留着的船票上看到用油笔写着76房间A床的字样。

明华轮是中国政府从法国购买的性能比较好的一艘客轮,和其他几艘“华”字轮一样,都是穿梭在达累斯萨拉姆和广州之间,去时载运援建工人(那时没有“员工”一说)、工程机械及中国的轻工物资,回程的乘客一般是到期归国人员。

从广州黄浦码头登船是傍晚,大家都小声说,一会要经过香港,这也是政工干部陈述焕最紧张的时刻,他生怕一不留神船上就窜上来一个“敌特分子”。

在刘德贵的记忆中,开船已经是晚上,经过香港时,更是很晚了,船又离得远,根本就看不见高楼大厦,只能远眺那里的夜色斑斓霓虹闪烁。

虽然看不见香港的“外貌”,但老人们都说,自打出生记事起,还没见过那么亮的灯光。

万里海路奇遇记

船行一夜,即到南中国海。

季永林告诉记者,在南中国海,和一艘日本油轮擦身而过,唯一的感觉是,那艘船真是太大了。

季永林说:“明华轮的船员告诉的,才知道那是日本船,第一个印象就是日本的石油看来都是从国外买来的。”当他看到日本船员在甲板上骑自行车玩时,觉得简直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刚刚结束,真正的紧张又随之降临——美国飞机来了。

当时越战正酣,中国政府秘密出兵入越作战,而美国政府则是公开派出军队支持南越。美军到哪儿,航空母舰必然会开向哪里,而航空母舰所到之处,方圆数千公里都是其势力范围。这次,航空母舰到了南中国海及北部湾一带,美国飞机从航空母舰飞到明华轮上空只需十几分钟。

几位老人都说当时并不十分清楚这些战争背景,只是知道,美国和中国是敌人,在中国人眼里,美帝国主义是毛泽东所说的“纸老虎!”

美国战斗机飞得非常低,低到刘德贵连飞行员都看得清请楚楚。不同批次出国的季永林也清楚记得这件事。

在学习班上,老师带领大家多次把“打倒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等诸多口号喊得震天响,但当真正的美国军机降临到头上时,大家似乎一下又清醒很多。飞机飞得又低又慢,喷气引擎发出的咆哮简直能把人心撕裂,即使不懂飞行的人,也看得出飞机性能之先进与飞行员技术的精湛。

虽然不是一个批次去非洲,但五位老人都谈到了遇到美国飞机这件事情。在公海上,美国依旧是照样履行职责——查看中国是否有违禁物品出口。

老人们又都证实一件事情——虽然有规定民用船只不能配置武器,但明华轮确实在船头和船尾架设了两挺高射机枪。在记者追问机枪的具体位置并是否有人值守时,老人都显得谨慎起来,不愿意多说。

船员们在公海上曾多次演练敌机来临后的“对空射击”,但当美国军用侦察机飞临上空后,机枪位置并无人员进入。而船长则通知乘客,都回房间,甲板上不能逗留。看到有乘客紧张,有经验的船员安慰大家,没事儿,对方是侦察机,只要这边没有做出攻击行为,它也不会怎样。

“现在想起来,那时真是太单纯了,也太幼稚了。”刘德贵和季永林告诉记者,那两挺高射机枪,纯粹是摆样子,人家要是真打你,往船上扔一颗炸弹,整条船就没了。

三天后,明华轮停靠新加坡。

从海平面渐入眼帘一直到轮船泊靠新加坡码头,几乎所有援建工人都依靠在甲板栏杆上,他们紧张、兴奋,又不能把这样的表情太露于言表,只好带着谨慎的眼光审视着这座在他们眼中已经是极其现代化的都市。

张宗荣从北京出发后,到达广州,住在南方大厦,那楼高得已经让他发呆了。但从广州出来后,经过香港时,虽然夜色斑斓,看不清楚楼宇,但也依稀觉得很高,可和新加坡简直就没法比了。

“船还没进港,海边的公路上都是小汽车,女的都是高跟鞋、裙子,花枝招展,简直把大家都看呆了,没人待在房间,都扶在栏杆上看。自小到大,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车,人还会这么穿衣服。”张宗荣告诉记者,“这里的婆娘(女人)还穿裙子,很短的裙子,一双白白的小腿裸露出来,很多人都脸红,想看,又不敢多看,不看,又想看……”

轮船停靠新加坡,是为了补充给养和给船加油加淡水。援建工人不能上岸,但他们也非常满足,几乎都倚栏眺望,每个人都目不暇接。

让工人们目瞪口呆的是,码头上那些工人都是华人,工作时穿着和国内差不多,都是工作服,但人家一下班,就不一样了,脱去油渍的工装,马上换上笔挺的西服,皮鞋都是锃铮光瓦亮的,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开小车或者骑摩托回家。

其实过马六甲海峡时,有些景象也是让人瞠目结舌。季永林和船长说话稍多一些,马六甲海峡狭长,岸边距船相对较近,船长经常用望远镜指挥,岸边也经常有快速驶过的小艇,船长不时用望远镜观望。船长曾把望远镜递给季永林看,季永林看到快艇上只是有些女人和孩子。船长告诉季永林,那是外国船长把家属接到船上团聚,船长边说,边自言自语道:你看人家过那日子……话刚一出口,忽觉不对,赶忙闭嘴。

一些华侨登上了明华轮,抬着半扇猪肉等慰问品。人家高高兴兴上船,主动热情打招呼,全船竟没有一个工人回应,都木头人一样站着,即使是四目相碰,也快速移开。

在新加坡停留一般都没超过24小时,轮船再次起锚开往下一站,就是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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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者
责任编辑:翟帅 关键词: 非洲 援非 坦桑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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