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政党政治”与中国的未来选择(2)

文化纵横   汪晖   2014-07-02 11:38  

群众路线与“后政党政治”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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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回到20世纪阶级政治形成这一视角,中国20世纪的阶级政治已经具有超代表性政治的要素,这一政治的中心角色政党带有超政党或超级政党的特点。所谓“超代表”,如果用中国古典政治“礼乐”和“制度”的概念做个比喻的话,超代表应该是礼乐的逻辑,而代表则是在“制度”的逻辑下展开的。如同礼乐是有待形成和持续形成的制度,超代表意味着一个让人们能够参与并形成秩序的政治过程。“超代表”的概念强调的就是这样的政治过程,它也凝聚在代表制度的框架中,但两者不能简单等同。事实上,一次大战以降,围绕议会道路问题,在各政治派别包括各国共产党人之间,产生了持久的争论。这个争论的要点之一,便是对政党的重新界定。在国共斗争和抗日救亡运动中,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法宝,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则是这一“超政党的”或“超级政党的”政治得以形成的路径。在根据地建设和全国执政条件下,这一政治实践继承或借鉴了19~20世纪在西方诞生的代表制的某些形式和内涵,如代表的选举,政党(不仅是共产党,也包括各民主党派)的代表性表述,但这一政治实践包含了超政党的或后政党的要素却是显然的。这些要素体现的是在政党与社会之间建立有机的、政治性的联系的努力。

在20世纪中国的政治遗产中,中国的代表性政治的“超代表性”具有两个重要的特征:文化和理论的重要性,以及通过群众路线保持政党的政治活力。

1.以理论辩论为政党的“自我革命”提供政治空间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文化运动塑造了新政治的基础,而政党又试图对文化运动进行规训,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现象。政治代表性和政治主体性的产生与文化运动和理论斗争紧密相连,历史研究也常常从属于这些文化运动和理论斗争。我在这里不能详细地分析这些运动中的是非、经验和教训,而只能谈一个观点,即政治活力始终来源于文化与政治之间的互动,这种活力的丧失主要来自政党对于文化运动的过度干预和规训,从而政治与文化的互动不复存在。在今天,文化已经被界定为一个与政治及经济相互区别的领域,而不是新的政治主体性得以持续发生的空间——所谓文化产业,标志着文化在一个经济社会的位置。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说过,在落后的国家,理论常常是第一性的。要想塑造新的政治,没有理论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所谓创造理论不是闭门造车,理论斗争的成败最终取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脱离实际的理论及其教条主义政治,还是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的理论及其实践?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也并不是要否定思想辩论、理论辩论、路线辩论的重要性,而是反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以避免政党的政策趋向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脱节。

中国的国家体制的特点是党政合体,能量与危机均与这一体制有关。但也因此,简单地褒贬党政合体并不能解释问题所在,而应该分析为什么在某些条件下这一体制具有政治能量,而在另一些条件下恰恰使得政党的政治能量空前弱化,匍匐在权力与资本的逻辑之下。换句话说,很难一般性地否认政党与国家的关系,而应该分析这种关系的不同形式与内涵。中国的党政体制的形成,与中国革命者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密切相关。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而形成的公有制,恰好为改革条件下的国家与资本的直接联合提供了历史前提。国家掌握大量的国有资本,其好处是使国家不受单一资本或寡头的控制,国家具备强有力的调控能力,但在去政治化条件下,政治能量主要体现为国家能力,尤其是行政能力,而不是政治能力。伴随政治能量的弱化,国家能力也日益受制于以资本为中心的利益关系,以此为背景,国有资本与私人资本一样,同样面临腐败、垄断及由此而产生的效率问题。因此,不是国有资产的私有化问题,而是如何让中国的国有资产摆脱以资本为中心的利益关系的问题,才是问题的核心。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导致能动性的消解,这恰恰是去政治化的后果。正由于体制的这些正负因素总是纠葛在一起,如果没有持续不断的“自我革命”,以形成新的政治能量,政治危机就不可避免。

在中国革命及其后的社会主义时期,党内的理论辩论是积聚政治能量和调整前进方向的方式之一,因为只有从具体问题上升到理论问题、路线问题,才能产生出新的政治动能,也让人们理解来自于实践的辩论和相应的制度性实践是纠正错误的最好方法。但即便在那个时期,这一辩论也是与群众路线和理论--实践的往复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只是局限于党内辩论。在经历了大规模改革的今天,这一辩论不可避免地向社会领域扩展。公民的言论自由,政治领域的辩论空间,由当代技术条件支撑的公民参与,以及劳动者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是“后政党政治”的必要条件。而令政治辩论和公民参与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离不开对于公共领域的改革——即摆脱媒体资本集团化和政党化的逻辑,创造真正宽容的和自由的空间。社会辩论与公共政策调整之间的积极互动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才可能实现。在今天,遏制公民言论自由的力量并不仅仅来自传统的政治领域,而且也来自集团化和政党化的媒体权力本身。扩展公共空间与反对媒体垄断并不是对立的命题。

理论辩论不能被视为孤立于政治实践的抽象讨论,它实际上也是对实践的总结,包括以实践的结果和新的实践来检验先前的理论及其实践。中国革命的经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理论辩论和政治斗争来纠正过去的错误,从而为新的方案和新的实践创造前提。毛泽东在《实践论》里说,中国革命没有现成模式,都是在不断学习和摸索,革命如此,改革又何尝不是如此?在20世纪理论辩论和路线斗争比较活跃的时期,也是政治领域最为活跃、制度创新最为积极的时期。在今天,伴随放权让利的实践,地方实验的重要性大幅度提高,理论上的不同声音也应当更多。中国改革的活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不同的地方试验及其相互竞争,来自于中央-地方之间的积极的辩证互动关系,即调动“两个积极性”的问题。

中国革命中的路线斗争与理论辩论密切相关,而新政治道路的产生恰恰是通过路线斗争完成的。改革的过程在事实上也充满这样的斗争。强调这一理论斗争和政治斗争在革命政治中的纠错作用,与批评这一过程中的暴力和专断并不矛盾。路线斗争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教训是深刻的,共产党必须在民主与法治的基础上来解决问题,但我们也不应由于这些斗争中存在的暴力现象而将理论辩论和路线斗争解释为仅仅是权力斗争和政治迫害。政治迫害是理论斗争的终结,是路线辩论的终结,也是党内竞争性实践的终结。在今天,政治权力和媒体势力对于思想辩论的压制,也正是政治的终结。许多以总结历史中的暴力相标榜的著述,恰恰以否定必要的理论斗争和路线辩论为宗旨,它导致的是政党自我纠错机制的失灵和政治领域的自我封闭。这类研究无一不是“去政治化的政治”的产物。批评与自我批评曾是政党生活的必要要素,但是自80年代提出“不争论”之后便实际上被取消了——没有辩论、斗争和检验,又如何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实践,又如何做到政治创新呢?

2. 群众路线与社会组织的政治活力

在今天政党政治与权力结构密切联系的条件下,完全依靠政党自身的改变形成新政治的可能性很弱。在国党条件下,中国国家和政党体制的官僚化是空前的,仅仅依靠政党的力量消弱官僚化显然力不从心。因此,群众路线不仅是政党维系其政治活力的途径,而且也应该获得新的内涵,即政治的开放性,或者说政治参与性的大幅度提高。

群众路线最初是1929年中共中央给红四军的信中提出的。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仅是一种政治、军事的战略,而且也是对于一种有机的革命政治的描述。和“人民”一样,群众也是一个政治范畴,内含着通过政党与大众的结合而产生的新的政治主体性。在群众路线的脉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党的政治与大众社会的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这是中国政治的特殊要素,我们很难在19~20世纪欧洲的政党政治及其在其他地区的蔓延中解释这些要素。

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为了谁”与“怎么为”的文化政治,涉及的是政党与群众、社会的关系问题。现代政治的基本外壳是国家,也正由于此,政治运动不可能脱离政治权力单独运行。代表制的问题实际上是在政党与国家发生紧密关联的条件下产生的,即政治体系必须通过一定的代表形式而形成。普选、地方选举、党内选举、推举、轮换或抽签等等机制,都是这一代表制得以运转的不同形式。这些形式的优劣不是绝对的,而应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其前提是存在着活跃的民众的和为民众的政治。

但今天人们在讨论代表制问题时,往往忽略了代表性政治中包含的超代表制内涵。事实上,群众路线就包含了这样的内涵,群众路线是一个政治过程。政党与群众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发生变化,两者的关系逐渐地转化为相对一体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完全是代表性的关系,或者说,常常超出了代表性的关系,两者通过这一关系而相互塑造,从而群众路线成为一种新的政治主体性的创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群众成为政治的范畴,而政党也成为大众政治的一部分,它们相互塑造,水乳交融。没有这一进程,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政治代表性都会面临空洞化的危险,从而产生政治体制与大众生活的脱节。代表性政治中的超代表性方面是讨论代表制问题时常常被忽略的问题。

伴随着阶级政治的退潮,政党政治向后政党政治转变。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一个重构阶级构造却压抑阶级政治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正好与阶级政治极为活跃而工人阶级规模却相对弱小的20世纪形成鲜明对比。在“后政党”的条件下,什么是“群众路线”的政治内涵?在中国革命中,群众路线大致可以这样描述:完备的、内部有高度严明纪律性的政党,根据其清晰的政治方向和使命,通过动员群众、吸收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以壮大、改造自身的政治过程。在今天国党体制下,我们可以用群众路线这个概念,但不能也无法重复过去的政治方式。政党国家化的结果之一,便是政党作为政治运动的终结,它与群众的关系逐渐地演变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今天既不存在20世纪意义上的那个组织严明、目标清晰的政党,也不存在通过群众路线而产生的大众政治,政治蜕变为管理的范畴,亦即蜕变为去政治化的政治。

在这样的条件下,重提群众路线意味着什么呢?说依靠群众,不单是社会监督与社会参与,而且需要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今天不存在20世纪意义上的阶级政治,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活跃的阶级运动和公民政治。在今天的社会组织中,非政府团体在媒体中较为活跃,工人阶级或农民的运动却很少被报道,两者以不同的形式介入政治的、经济的、生态的和文化的议题。当下很多社会组织或者社会运动都具有政治潜能,但它们未必都走向更积极的政治方向。在金融资本主义条件下,甚至社会运动也为资本体制所渗透。在当代条件下,无论是讨论公民社会还是分析阶级政治,都不可能绕过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形态的分析。

金融资本主义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在金融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积累及其内含的矛盾的规模前所未有;虚拟经济与实物经济的分离达到的规模也前所未有。社会关系持续地为这一畸形积累过程所扭曲。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中国实体经济的规模较大,与实体经济相关联的劳动群体规模更大,国家对于经济调节能力也强于许多发达国家。金融资本摆脱了过去行业、行会乃至国家的约束,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和跨国性。在金融化的条件下,这些发展对于我们在这里分析的政治难题到底具有什么意义, 国家、政党、阶级、各社会组织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尚有待探讨。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构成现代国家和权力体系的一些基础性概念——从主权到公民,从阶级到劳动等等——都需要根据新的形势重新加以界定和分析。那么,在中国的条件下,如何理解这些问题直接联系到如何展开政治实践的问题。

例如,在中国的语境中,克服代表性危机的途径之一是代表性的重建,但究竟是什么样的代表性?重建代表性需要重申有关工人阶级或工农联盟的概念吗?在金融化资本主义条件下,发达国家经历了并还在继续经历去工业化过程,许多思想家发现在他们的社会里,作为革命阶级的工人阶级大规模的缩小或消失了,因此,许多知识分子在理论上提出了对阶级和阶级政治的质疑。但在这一进程的另一面,是中国和许多非西方国家的大规模工业化和大规模工人阶级的形成,但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这一阶级形成的格局并不是稳定的。重新阶级化是当代中国社会的重大现象,阶级概念的再度使用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工人阶级队伍的扩张及重组与工人阶级政治的衰落几乎发生在同一个进程中,新生的工人阶级政治远远没有达到先前的深度和规模。我们至少立刻可以辨识出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工人阶级政治与政党政治的脱节;另一个特点是在当代流动的生产体系中,新工人阶级的群体稳定性较弱,这一点不但不同于社会主义工业化时代的工人阶级,也不同于早期工人阶级的形成。我们可以大致分析出四种工人斗争的形式:(1)为保护自身权益而展开的罢工和寻求自我组织(工会)的努力,如广州本田汽车发生的罢工运动,这是经典的工人阶级政治。(2)打工短期化,即劳工拒绝长期在一个工厂或公司工作,而只是在一个岗位逗留一两年便更换工作。从经典的阶级政治来看,这不利于工人阶级的团结,但对国家和资本提高劳动待遇而言,却是最为有效的行动之一。(3)除了工会等组织形式外,过去被认为包含双重剥削的“领工制”也成为工人斗争的某种组织形式之一,即以某种非正规契约形式保护工人的某些利益。此外还出现了同乡会、少数民族劳工保护自身权益的组织等。(4)以个人权益保护为中心的法律维权。此外,乡村建设事实上也为劳工运动提供了另一种支持。关于这类问题的讨论很多,但主要是在社会分层的框架下展开,而很少探索这些组织形式蕴含着什么样的政治潜能,它们与传统的阶级政治的重叠与区别。如果代表性断裂表现为政治形式与社会形式之间的脱节,那么,什么才是与一定的社会形式有机关联的政治形式呢?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政治,重建代表性不可避免地与解决当代中国社会的重新阶级化问题直接相关,但伴随着政党国家化的深化,与其说是重建阶级性政党,毋宁说是形成更为自主的社会政治(包括工会、农协和其他社会团体)和致力于改造生产体系内部关系的活跃的劳动政治,它们很可能是“后政党政治”的可能路径之一。

为什么要提出“后政党政治”的趋势呢?这是因为当代倡导政治变革的两种对立方式均以重返政党政治为前提:对于右翼而言,基本政治模式就是经典的以议会政治为框架的多党政治;对于左翼而言,则是恢复或重建政党的政治代表性,从而势必提出有关阶级及其政治形式的一系列问题。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后者提出的问题显然更为紧迫。但是,当代政治变革很可能并不必然地以重返19世纪或20世纪政治模式为途径,而是以新的政治经济现实为条件。通过群众路线、思想辩论和组织建设以重建代表性是不可或缺的政治过程,但其目标很可能不是回到旧的政党模式之中。在今天,即便名为政党的政治组织仍然存在,其政治的含义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在20世纪前期是主动的,即通过建立超级政党以克服多党政治的危机而形成,而在20世纪的后期,这一变化却在从党国向国党的转变中完成。这一转变所包含的被动性更为明显。在这一条件下,如何让社会力量更大规模地、更直接地参与政治进程,是探索新的政治框架必不可免的课题,也是政党能否在一定程度上实践群众路线的基本前提。因此,重建政治代表性的过程本身不能单单依赖旧式的政党政治,它包含了“后政党政治”的实践。今天的技术条件也为这一实践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所谓“后政党政治”不是否定政治组织的作用,而是强调其开放性和非官僚政治的特点。

要创造的是新的普遍性

今天的社会构造正在发生大的变迁,其展开、重组的方向应关乎所有人的利益。新的政治能动性必须建立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基础上,这个利益过去是由“人民”这一范畴体现其政治内含和社会意义的。伴随“人民”概念向人口概念逐渐蜕变,其政治性也随之空洞化,以至人们在“公民”概念之外,找不到普遍利益的政治表达。社会的碎片化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表达反而是对作为“人民”概念的唾弃。在现代历史中,人民并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具有丰富活力的政治范畴,它的空洞化是去政治化的结果。这并不是要将公民与人民概念对立起来,恰恰相反,需要的是重新建立人民与公民这两个范畴之间的政治联系。公民的政治并不等同于以个人为主体的政治,它应该同时也是人民的和社会的政治。在民族区域,它还应该包含民族平等的政治的内含。在20世纪,进步政党提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角色,并不只是基于工人阶级或工人群体的自身利益,而是认为这一阶级的使命具有超越自身利益的普遍意义,它必然也是人民的政治,亦即每一个公民的政治。人民的政治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表达是真正的平等政治。平等的政治不同于扶贫的政治,不同于减少贫穷的国家目标,它包含了关于政治的前提和动力的思考。关于平等的政治的多方面内涵,我在《代表性断裂:再问什么的平等》中曾做了分析,这里就不赘述了。

我们今天的社会分层研究可以很快分析出某些阶层的利益所在,却分析不出普遍利益何在。这是实证主义的方法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未来的政治是否会向积极方向发展,关键在于能否从社会变化内部找到那些代表未来的潜在力量。这个潜在的力量是普遍的。潜在是未来的当下形式。讨论“重建代表性”也就是挖掘这个被压抑的潜在的普遍性,这一讨论本身也是为了未来的斗争。任何一种政治体制只有在它能够创造出普遍性时,即它可以代表普遍利益的时候,才具有代表性。因此,重建代表性的过程也是创造普遍性的过程。我对现在高谈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感兴趣,而对文化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更感兴趣。我们还能否像20世纪那样,通过文化的范畴,研究今天社会构造正在发生的变迁,分析其可能展开的方向,重新界定政治范畴,并从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发展态势内部发掘出可以代表未来的普遍性呢?这是一个必须提出的问题,也是一个无法逃避的挑战。

20世纪是一个预言,一个旋即陷入危机的预言。但是,这个预言很可能也是一种被压抑的可能性。重提20世纪的文化与政治遗产,不是简单地回到那些如今已经过时的实践,而是发掘其蕴含着普遍性或未来的潜力。这种被压抑的潜力以一种未来的形式提示我们,回到19世纪的旧政治并不是我们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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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者
责任编辑:马新斋 关键词: 后政党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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