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绍雷:亚洲特性与中俄关系

观察者网   冯绍雷   2014-06-16 15:23  

5月20-21日,强调亚洲特性的亚信第四次峰会在上海召开,与此同时,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访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中俄关系获得前所未有的提升。这两件事有着怎样的关联?是偶然巧合,还是有着内在的机缘与逻辑?值得做一番思考和分析。

俄罗斯与亚洲的历史关联

俄罗斯的起落沉浮,很多是与“东方问题”交织在一起的。如果不做更多牵扯的话,我这里只说三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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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信峰会期间,习近平和普京共同观看文艺演出

第一件事,在苏俄历史教科书上,12至15世纪为期250年左右的鞑靼占领时期,曾经一直是被作为一段黑暗历史来描述的。但是,上世纪80年代之后,无论是西方、还是俄罗斯本国的史家改变了定势,认为鞑靼占领虽然给当地留下深重的创伤,但是,蒙古大军不光带去了东方式的财政制度、军事制度等等较当地更为先进的体制;许多史料还证明,这一阶段由于鞑靼占领时的相对宽容政策,使得俄国东正教文化有所发展;而且,俄国当时所居的东北罗斯,之所以后来能演化成为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正是由于蒙古占领这段来自东方历史的影响所促成。可以说,俄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建构的早期,就是与“东方问题”分不开的。

第二件事,二战以后苏联国力的登峰造极,显然是与中苏结盟及其变迁这一段历史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当时的新中国受到了来自“老大哥”的全方位援助;但同时,从朝鲜战争开始一直到60年代初之前的十余年中,中国也为支撑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做出了自己无可计量的贡献。这是苏联得以走向世界顶峰的重要基础之一。这一段历史并不太长,甚至要远远短于冷战后的中俄交往历史。但当时不出十年,中、美、苏这三大国关系又迅速地转换了内容。70年代初的中美关系骤然解冻,为冷战走向终结做出了实质性地铺垫。这是苏俄在处于巅峰时期的起落沉浮时,与东方世界有过的密切关联。

第三件事,前苏联之所以成为超级大国,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上世纪60-70年代后,在远东西伯利亚地区能源的大规模开发,为前苏联提供了决定性的财政来源。近年来,俄罗斯再次把远东西伯利亚的开发和开放,作为其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柱,甚至于有专家提出,俄罗斯的国都今后要一分为三,莫斯科作为政治首都,彼得堡作为文化首都,而海参崴要作为经济首都,理由是俄罗斯得以再生的经济希望,主要就在于俄罗斯能否成功地面向亚洲。

这样,至少在几个最为关键的阶段上,我们看到了“东方”对俄苏历史发展进程所起到的重大作用。

亚洲特性与俄罗斯的东向发展

俄罗斯的东向发展与亚洲格局当下的特点是否能够相容呢?

从亚洲地缘角度来看,亚洲主要的两块地域是:乌拉尔山脉以东整个从南到北的欧亚大陆,以及沿欧亚大陆的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广大海域。这一片地理景观异常丰富复杂的广大地域,不光天生规定着亚太地区经济与安全取向的多样性,而且为大国间的纵横裨阖、南北沟通留下了宽广空间。

从最近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新丝路经济带”构想来看,如何打通欧亚大陆内部的经济通道,至少在陆地上存在着三条路线:第一条路线,是通过中亚,与欧亚大陆深处国家进一步合作交往,这条路线经过了十多年的实践,已经有丰厚的积累,但是依然要进一步花大力气来构建在俄罗斯、中亚和中国之间的三方互补合作关系。

第二条路线,是通过参与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的开发开放计划,为大欧亚视角的合作夯实基础。俄罗斯方面在积极回应“新丝路经济带”构想时,特别提到了对接“新丝路经济带”和西伯利亚大铁路之间的交通运输管道,可见,这是可行的探索。

第三条路线,乃是在中国、俄罗斯、印度三大国之间形成进一步战略合作网络,一方面,吸引印度向欧亚大陆北向的合作与发展,同时俄罗斯和中国相互联手协作,交好印度,构建面向印度洋的通道。冷战时期,中国曾经坚决抵制过苏联的南下印度洋,如今,时过境迁,中、俄、印三者之间完全可以在全新的地缘政治协调和经济互补的基础上,探寻新的欧亚合作路线图。

从亚洲文明特征的角度来看,与欧洲以基督教为主干的面貌不一样,这里聚合着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几乎所有重要宗教,而且,还有不似宗教却又发挥着重大精神影响的儒教,这使得亚洲不可避免地要求文明间的更多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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