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我们正身处一个新的“镀金时代”?(3)

ECO中文网   保罗·克鲁格曼   2014-06-13 13:19  

既然这张图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么为什么继承而来的财富会在当今的公共话语中只是扮演了一个小角色呢?皮克提认为,这是因为继承而来的财富的规模决定它们必然要处于一种不被人看见的状态,也就是说“财富如此集中,已经让这个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实际上已经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了。因此才会让某些人赋予这些财富一种超现实的,或者神秘的属性。”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论断,但是肯定不是一个完整的解释。事实告诉我们,作为当今世界中最显而易见的不平等激增的例子——在讲英语的国家中,尤其是美国,非常富有的1%的出现——至少从目前来说,是同资本积累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它们更多地同非常高的补偿与收入有关。

3.

正如我希望我已经讲清楚的那样,《21世纪资本论》是一部非常棒的著作。在财富和收入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再度成为政治的中心议题之时,皮克提不仅以无人可比的历史深度,提供了对当前之事的价值无法衡量的文献,而且还给不平等研究领域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一个将经济增长、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分配,以及个人之间的财富和收入分配融合进一个统一框架的理论。

不过,这一成就仍然因为一件事而略显失色——这件事类似于知识分子的小聪明,尽管它与皮克提是否在利用这件事误导读者没有任何牵连。不过,我认为还是有必要在此一提。那就是:人们之所以一直在渴望着这样一本书,其主要原因不仅是“1%”的崛起,更重要的是美国的“1%”的崛起。然而,事实已经证明,这种崛起所出现的原因是无法用皮克提的宏大理论来解释的。

作为一位经济学家,皮克提显然是太过善良,也太过诚实,以致他没有试图去掩盖那些不便之事。“美国在2010年所表现出来的不平等,”他宣称,“从量的方面来看,同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老欧洲一样极端;但是,在结构上却是完全不一样的。”实际上,我们在美国所见到的也正在其他地方开始出现,这是一种“绝对新鲜”的事物,即“超级薪水”的出现。

资本仍然非常重要;在社会的最顶层,来自资本的收入仍然多于来自工资、奖金和红利的收入。据皮克提测算,在美国,在不平等的总的增加量中,约有三分之一是因为资本收入的不平等而造成的。但是,顶层的工资收入也在大幅增长。大多数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自上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几乎没有增长,而收入顶层1%的人的工资却增长了165%,顶层0.1%的人增长了362%。如果拉斯蒂涅能够活到今天,伏脱冷可能会让他退而求其次,成为一名对冲基金经理,而不是与富人结婚。

那么,该怎样解释这种以所得的绝大部分都流入最顶层为特点的劳动所得不平等的戏剧性崛起呢?有些美国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受技术变化推动的结果。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舍温·罗森在1981年的一篇著名论文《超级明星经济学》中指出,当代的交流技术,正在利用扩展有才华之人的影响力的方式,创造一种“赢者通吃”的市场。在这样的市场中,极少数杰出的个人,即便是他们在自己行业中表现仅比报酬低很多差的对手稍微好那么一点,也能够让他们获得巨大的回报。

皮克提没有被这种理论说服。正如他在书中所写的那样,保守的经济学家喜欢把谈论明星的高报酬当做是一种方式,用来提醒人们,这些体育明星和电影明星的高收入实际上物有所值的。但是,实际上,这些人只是收入精英中的极小一部分。相反,人们发现那高报酬的人主要是这样或那样的高级管理人员——这种人的表现,实际上,是很难给其估价的,也就是说,他们的报酬是很难用货币来衡量的。

那么,又是谁在决定着企业的CEO该拿多少报酬呢?这通常是都由CEO自己任命的补偿委员会来决定的。皮克提指出,高层管理人员收入,实际上是由他们自己来决定的,而能够对他们起到限制作用的不是市场规律,而是社会规范。皮克提把顶层收入的火箭式增长归因于社会规范的被腐蚀。实际上,在他看来,造成顶层工资收入大幅提高主要推动力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力量,而不仅仅是经济的力量。

公平地说,他随后又对处于变动之中的社会规范提出了一个可能的经济分析,认为富人税率的降低实际上是在让这些收入精英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当顶层管理者期望通过藐视社会规范和攫取很大一笔奖金的方法所获得的收入只在其可能获得的收入中占很小一部分时,他就有可能做出为此而挨骂是不值得的决定。而大幅消减这些人的边际税率,就有可能让他们表现得截然不同。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拿超级薪水的人做出藐视社会规范的行为,社会规范身也会发生改变。

虽然这一诊断还有许多值得一提的地方,但它明显缺乏皮克提对于财富分配和财富回报的分析的那种精确性和普遍性。同时,我也不认为《21世纪资本论》对有关高层管理人员权力假设的最引人注目的批评做出了适当的回应:非常之高的收入之所以会集中出现的金融领域,这是因为那里的表现,用当下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可以被评估的。我也没有毫无意义地提及对冲基金经理,是因为这些人是靠着他们吸引客户并给客户带来回报的能力来挣钱吃饭的。你可以质疑当代金融的社会价值,但是戈登·戈科斯(奥利弗·斯通的系列电影《华尔街》中的男主角——译者注)就是明摆着擅长于此道,不能把他们的出现单纯地归咎于权力关系。尽管我猜想你可能会认为,这种可以同藐视收入规范划等号的不道德的意愿是受到了低边际税率的鼓励。

总之,我几乎是被皮克提有关工资不平等的解释给说服了,尽管他没能把去监管包括在内是一个明显的令人失望之处。但是,正如我所说的那样,他对这个问题的分析缺乏他对资本的分析的那种精确性,更不用提那种纯粹的令人愉悦的学术修养了。

然而,我们不应当对此反应过度。就算是美国的不平等的日趋严重主要是由工资收入推动的,但是资本的作用也是很显著的。而且,无论这一故事在未来如何演变,它都有可能与现在完全不同。当今美国最富有的一代可能主要是由高级管理人员,而不是靠累积的财富来生活的食利者组成的。但是,这些高级管理人员也有后代。这样,20十年后,美国就有可能变成一个由食利者主导的社会,其不平等只会更甚于欧洲的“美好时代”。

但是,这种情况不一定非得发生。

4.

有时,皮克提似乎是在提供一种历史决定论。在他看来,所有的一切都在偏离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然而,实际上《21世纪资本论》已经明确表明,公共政策是能够带来巨大的不同的,这种不同之巨大即便是潜在的经济条件指向极端不平等时,被皮克提称之为“滑向寡头政治”的过程也能够叫停,甚至于被逆转。但是,其前提条件是,政府必须做出这样的选择。

其中的关键是,当我们在资本回报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做关键比较时,重要的是税后资本回报。因此,累进税——特别是针对财富和遗产而征收的税——可以成为限制不平等的一种强有力的力量。实际上,皮克提在其杰作的结尾部分,呼吁的正是此类税收。不幸的是,他自己书中所记载的历史并没有让他感到乐观。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强有力的累进税确实为降低财富和收入集中提供了帮助,以至于人们可能会认为,当民主国家在面临高度的不平等时,提高对顶层之人的税率是一种自然的政治结果。然而,皮克提拒绝接受这种结论。在他看来,累进税在20世纪的胜利是“短暂的,是混乱的产品”。如果没有现代版的欧洲三十年战争所带来的战争和巨变,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他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为例,解释了他的观点。他说,第三共和国的官方意识形态高度重视平等主义。然而,当时法国的财富之集中,经济特权之几乎皆为遗产所主宰,同英吉利海峡对面的君主立宪政体没有两样,而且公共政策也几乎未做任何事情,以反对实利者对于经济的主宰。这尤以房产税为甚,其税率之低早已到了令人可笑的地步。

那么,为什么已经获得普选权的法国公民没有投票支持会拿实利者开刀的政客呢?那是因为,当时的情况同现在一样,都是“谁钱多,谁就能买来影响力”,而且不仅是对政策的影响力,还有公共话语权的影响力。厄普顿·辛克莱曾说过这样一句著名的话:“当一个人的薪水取决于他不理解的事情是,你是很难让他去理解这件事的”。皮克提在研究本国历史后,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法国在美好年代中的经历已经清清楚楚地证明,当经济和金融精英认为有义务去维护他们的利益时,其伪善是无以复加的。”

如今也存在着同样的现象。事实上,美式场景之诡异就在于政治的不平等好像正奔跑在现实的前面。正如我们做目睹的那样,在这一点上,美国经济精英的地位,主要是有赖于薪酬,而不是资本收入。尽管如此,保守经济学的言论还在强调资本,为资本而鼓噪,而不是为劳动工人,即工作的创造者而欢呼。

众议院多数党二号人物埃里克·坎托曾在2012年劳动节,选择用发推特的方式向商业的所有者表示致敬。没错,就是劳动节这一天!

今天,让我们向那些勇担风险,辛勤工作,事业有成和依靠自己成功的人们表示庆祝。

也许是推文的回应让他感到后悔,据说,他认为自己有必要在随后的一场只有共和党人参加的小会上提醒他的同僚说,大多数人是不拥有自己的企业的——但是,这件事本身已表明,共和党是如何彻底地把自己等同于资本,以至于他们实际上已经不再把自己看作是劳动者了。

这种转向资本的倾向不只是嘴上说说而已。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高收入人群的税负一直都在减少,而其中减少的最多是针对资本收入和遗产的征税,而其中企业税的大幅降低,有间接地让大股东从中受益。有时,好像是我们政治阶层中的很大一批人都在为恢复皮克提笔下的世袭资本主义而卖力地工作。如果你留意一下政治捐款的来源,就会发现其中许多都是来自富有的家族。这一点也不令人奇怪。

皮克提在《21世纪资本论》的结尾,呼吁拿起武器——特别是财富税这个武器,并且如果有可能的话,在全球范围内对财富征税——去抑制其势力正在日渐增长的继承而来的财富。对继承而来的财富表示出愤世嫉俗的态度是容易的。但是,皮克提有关我们正身处何处以及我们将向何处去的杰出诊断,肯定会让这样的事情更有可能发生。因此,《21世纪资本论》是一本从各个方面来说,都非常重要的著作。皮克提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经济话语;我们从此再也不会用以前的方式来谈论财富和不平等了。

(原文载于《纽约书评》2014年5月,译文转自ECO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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