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借洋债的共和国

经济观察网   刘刚   2014-05-23 09:46  

革命期权化

孙中山辞了临时大总统,想去修铁路,他与袁氏一起喝酒。酒过三巡,两人兴高采烈,袁氏突然振臂高呼:“孙中山先生万岁”!孙也投桃报李:“袁大总统万岁”!两人弹冠相庆。

是庆贺清室退位吗?在“共和国”问题上,其实两人同床异梦,肚里各自揣着一把政治小算盘。

孙氏打算在十年内造铁路20万里,还希望袁大总统能练成百万精兵。他认为,有了20万里铁路和百万精兵,那时中国就能富强了。袁氏恭听,颇有几分“天下英雄吾与汝”。孙对袁说:鄙人已反复筹算过,铁路告成,年可获利八万万元,充练兵及中央、地方行政经费尚有余。可以先组织铁路公司,再以公司的名义,借外债六十万万元,分四十年还清。他表示要专心筑路,不问政治,总统可以十年不换。可他凭什么这样说呢?这样的口吻,很像在做交易。

不做总统,就修铁路,做总统是治理国家,修铁路是经营国土,国家方立,百废待举,他无法打理,而铁路则是个能不错的好项目,不妨步盛宣怀的后尘,也去修一修。

凭什么盛氏借款修路就卖国,而他来修就“救国”呢?幸亏他就是放个炮,说了也做不到。如若真的可行,动辄举债,把国家拿去抵押,还真不知要有几个中国才够押。

不谈还债,先说“获利”。号称“年可获利八万万元”,袁氏心想,您哪,忽悠谁呢?除非将铁路经营权承包给贷方,由贷方转包经营,而且一包就40年,政府才能指望收税。试想,20万里长的铁路,那区域面积该有多大?将这么大的一块国土,切成片的包出去,那就不是以亩为单位计的租借地,而是以里为单位计的殖民地了。“保路运动”还没消停,他又接着往这个火坑里跳,那就由他去吧!据说,袁氏听了他的高论,明里敲锣打鼓送他去修铁路,私下便赠了他一个绰号:“孙大炮”。

然而,孙岂不知有“保路运动”?辛亥革命之所以告成,还不就是因为武昌起义的星星之火,刚好落在了“保路运动”的导火索上。可他还敢接着这么做,自然也有一番考量。

袁氏老谋,或疑孙的计划里有革命党人的隐私,手握巨资,岂止修路矣!政府还是个穷摊子,铁路公司已先要富起来,隐然而成“国中之国”,从“北洋军事—工业复合体”里混出来的袁氏,对此焉能不知?知而许之,此亦袁氏“路权换政权”之深意。当务之急是权力,只要孙某人不来争大总统的权力,他就先表示同意。

孙以大总统十年不换为条件,但十年以后总该换了吧?那时,袁已下台,而孙某人还在,大总统十年不换怎比他孙某人借款一借就40年?袁氏能想到的,大概也就这些了。

这些,当然都是孙的不言之隐,但还有袁氏怎么也想不到的。孙氏革命多年,负债累累,有要还债的,有要回报的,孙氏皆有承诺,待革命成功时,要一一兑现。孙为筹集资金,曾发行革命公债,承诺民国期权,香港兴中会章程中有规定,凡购买价值十银元股票者,将来由民国偿还一百元。孙还说,这比向清朝捐顶子买翎枝的官,有去无还要好得多,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

同盟会成立后,孙发行面值1000元的债券,仅售250元,承诺革命成功后还本利千元,由起事之日始,限五年内还清。他原指望,在印度出售这批债券,能集资200万元,看来效果不是很好。辛亥年初,他在旧金山发行面值10、100、1000美元的债券,许诺为民国法定货币,筹款甚多。

除债券外,还有诸多捐赠和贷款,对此,孙还许诺民国建立后,按照分等级的办法,予人以特殊荣誉和权利:100元中国币者,保证公民资格;1000元者,享有经营企事业的优先权;这样依次递升到100万元,就可以获得对公园的冠名权和树立雕像等。革命过程中,诸如此类的承诺甚多,他若不当总统了,袁世凯能替他兑现那些革命的期权?不可能!他也不可能将这些向袁氏和盘托出。所以,他以政权换路权,一旦路权在手,他就不仅能将革命前的承诺兑现,还能为革命党人图谋革命后的发展。

主权国债化

1911年10月12日,孙氏获悉武昌起义,他立马想到了钱。

当总统,得先筹钱。为此,他没有马上回国,先在美国筹钱,之后又赴欧洲,去做两件事,“要在欧洲破坏满清之借外债,又谋新政府之借入”,总之,还是去筹钱。

但欧美都没让他如愿。11月24日,他从马赛动身返国,过新加坡对来访者说:借洋债之有万利而无一害,中国今日非借五万万不能建设宽裕。所以他以借洋债为使命。西洋不行,还有东洋,总有一洋或使他如愿以偿,对此,他有自信。

12月25日,孙等抵沪,南方革命党人都把孙当作革命的财神,盼他归来,对他抱有资金上的殷切期待。英文《大陆报》记者此日采访孙氏的新闻稿中,就有如下对话:

主笔:君带有巨款来沪供革命军乎?

孙大笑:何故问此?

主笔:世人皆谓革命军之成败,须观军饷之充足与否,故问此。

孙: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吾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者精神而已。

可现实比精神很残酷。孙抵沪后,有人说他带来许多钱,但数额不会太大,也有说孙已筹款五千万元……但实际情形是,孙确如其所言: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就在孙要前往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头天晚上,老友宫崎滔天前来道贺。孙问:你能给我借来500万元吗?我明天就任大总统却身无分文。宫崎答:我非魔术师,一晚上去哪里弄这么多钱?孙:明天没有钱关系不大,若一周之内不能给我借到500万元,我当了总统也只好逃走。

“五万万元”的大饼就不画了,“五千万元”的传言也别当真,那么,五百万元的“梅”总该可以望一望,止止“渴”吧?可让他能望一望的“梅”,也得靠他的东洋友人了。东洋之“梅”何在?尚在行程中,他就让宫崎滔天作了安排。三井物产上海支店应孙中山要求,未请示东京本社,即以30万元赞助。本社来人,指责上海支店越权,支店负责人说孙答应“革命成功后,扬子江一带之利权即可全归三井即我帝国所有,此正是国家兴盛之策也”。闻此言,本社顿改初衷,转为支持。

孙氏革命,日本人赞助甚多,老牌政要犬养毅,时为孙氏幕后推手。据说,犬某曾嘱咐日本商人如是曰:将彼等握住,以备他日之用,愿以重金购置之。犬养毅之老眼光,不亚于吕不韦。然,革命之时,孙氏唯唯频应,一切容当后报。革命之后,当如何报?用对付华侨那一套是不行的。华侨好似一堆马铃薯,用一个共和国的袋子,用一种入股的形式,就可以把他们都套进来。可日本国不是个体,孙以个体对付国体,就不能以债券式的个人权利,得以国债化的主权形式。用投一报十为诱饵,对于国家利益来说太小儿科,要画一个更大的“饼”——他也打满蒙的算盘,想以满蒙为酬来解决。

据日本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回忆,1898年秋,内田初识孙文,孙即承诺:吾人之目的在于灭满兴汉,革命成功之时,即使以诸如满、蒙、西伯利亚之地悉与日本,当亦无不可。另有小川平吉也说:孙屡屡向我辈陈述,日本需要满洲,满洲与日本有不可隔离之关系。其地原为满洲人之土地,对我中国汉人来说并非绝对必要。我辈革命如能成功,如满洲之地,即使满足日本之希望,当亦无妨。还说:上述主张,孙在座谈中一再重复,他的话在有志人士之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据《东亚先觉志士记传》载:1900年,孙文曾请下田歌子协助筹措军费。下田称,革命成功之日,须将满洲让与日本,孙曰可以。

1903年1月,内田在东京,再次约会孙氏,决定以孙为首,成立同盟会。据冯自由回忆,孙在会上以主席身份,而会下却对内田等行帮会之礼,跪接跪送,同人皆鄙之。自那以后,孙便游说日本朝野,声称革命若能成功,可以划长城以南十八省立国,以出让满蒙为诺乞援。

此次,南京政府问世,孙中山便想向日本告贷,于是,重起满蒙话题,日本方面以筹办央行,指派总监为约,允贷1000万日元。时中国正南北议和,孙虽为临时总统,但所议满蒙、央行之事,均非其所能定,明眼人皆知。故内田君以革命不应妥协,派人来劝告,未能奏效,央行举措未行,贷款告停。此前,孙由内田担保,从三井物产上海支店举贷300万日元,后因议和告成,实付150万,但实在杯水也。

革命的异化

洋债难借,政府要破产,可日本还在要回报,孙很难。

还“以满蒙为酬”?时过境迁了。满蒙是袁氏地盘,孙某人说了也不算。那么央行呢?就一个临时总统,搞什么央行!别拿远水来解渴,别画大饼来充饥,要牢牢抓住“临时”的那么一点时机,做点实事,比如说合办汉冶萍公司。

以满蒙说事,就要问袁氏了,非临时总统所能为,而把当时亚洲最大钢铁企业汉冶萍公司拿到手,则马上可行。汉冶萍公司由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组成,是一新式钢铁联合企业,已有员工7000余人,年产钢近7万吨、铁矿50万吨、煤60万吨,占中国全年钢产量的90%多。

起初,该司官办,越办越困难,后改官督商办,由盛宣怀接办,拟募商股1500万元,实募100万元,以负债经营,致产权旁落盛宣怀手中,而债权多由日商包揽,总计用银3200万两,除1000万两本金外,其余2200万两都是贷款。日商贷款,以该司厂矿资产和铁砂作担保,期限30年,铁砂除了自用以外,优先售与日方,售价由双方议定,不受国际市场影响,日方八幡制铁所拥有预购权。从1908年起,日商每年从大冶铁矿运走铁砂 6-7万吨,至1911年,该司已受制于日商,中日合办其势已然。

可孙对合办公司并无诚意,他只要钱,至于公司本身,还有股东利益,他都不管,于是,股东们哗然,告到参议院,毕竟是共和国,孙不能一人说了算。要政权还是要股权?屁股决定脑袋,孙大总统的屁股坐在政权上,当然要政权,股东的屁股坐在股权上,自然要股权。可股权是私有财产,是私权,也叫做个人权利,具有天然的合法性;政权是公共权力,是出于共同体的需要才设置的,即使以“天下为公”,也不能无视个人权利。

孙氏如意算盘,汉冶萍断然实行日华合办,以筹500万元,以招商局为担保借款1000万元,手里若有这两笔款,他就可以不与袁氏和谈。可贷款有条件,要时间,如若不成,又拒不和谈,他的政府就要破产。所以,他既不敢放下贷款去和谈,也不敢放下和谈去贷款,他两头怕,两手抓,抓着一头就行了。就他本意而言,他不愿意和谈,和谈就意味着他要交出政权。可不和谈,如他所言,革命政府财政穷乏已达极点,供给军队之财源已枯,几达破产地步,若数日内无法获得救燃眉危机的资金,或解散军队,或解散政府,命运当此。如此危急,以至于他若有几日不露面,就会谣言四起,说他逃走了。

可见孙氏对于和谈,并无真正的诚意,并非从政治上来认真考虑,而是出于财务危机,如若政府破产,军队解散,那就连已有的和谈资格都没了。就此而言,应该说,袁氏之于和谈更有诚意,若袁氏谈谈打打,打打谈谈,一直拖下去,南京政府势必破产。可袁氏没有这么干。

孙的想法是,先与袁氏议和,而后徐筹军资,以武力扫平北京重建天下。和谈,谈了一阵子,谈得双方条件大体一致了,袁氏就在等南方下决心。但孙等仍对借款存一线希望,他一再表示,眼下,若有幸能获得防止军队离乱之足够资金,他就可将对袁和谈延至年后,再筹资金,而后排除袁氏,以兵力彻底扫除南北异己分子,建立共和政体,绝他日内争之根。#p#分页标题#e#

但他没搞到钱。于是感叹:时至今日,仍无获得金钱之望,倘不幸在此五日内无法获得预定1500万元之借款,则万事休矣。革命政府倒台之前,可先发制人达成南北和议,将政权让于袁世凯,而政权一旦移于袁氏之手,今后难发突变,亦几乎无望履行与日本之密约也。

不光自己感叹,还让日本友人转达,电告日本政府:财政困乏支那,若五日以内,其借款无望成立,万事皆休,孙、黄当与袁缔结和议,让政权于袁。因孙承认日本租借满洲,日本为防革命军解散,汉冶萍公司500万元之外,若立即再借1000万元,与袁世凯之和议可中断,孙文或黄兴可到日本达成满洲之秘密契约。可钱未到手前,军队有解散之虞。若离南京,恐生变事。

和谈可以不算,和议可以取消,何谓异化?这就是也。本以革命救国,结果适得其反,反而卖满洲以救革命。如果当年日本政府听了孙氏建议,很可能就像满洲人那样早就入关了,而孙氏也就会因之而成为吴三桂第二。老天毕竟爱孙氏,没让革命的异化进行到底,使他远离了罪人之渊,在历史上为中国留了一个大面子。

几句评语

孙最担心没有钱的枪杆子产生哗变。从某种意义上说,和谈,不光开启了对旧王朝的光荣革命,还开启了对共和新政权的救赎。

孙在内心里也知道并承认这一点,虽然不情愿,他还是交出了政权。他想做的,做不了,不想做的,他还是去做了。此人幸运,当时,他若做了他想做的,那他就是历史的罪人,而且一定会失败。他做了那些他不想做的,却成就了他的伟人品格:让出政权,却拯救了共和国。

评价历史人物,固然要看他想做什么,更要看他做了什么,因为他在历史上能留一笔的,不是他想做什么,而是他做了什么,做成了什么。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理解和敬意。

他究竟做了什么?孙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其就职宣言曰: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这是一个伟大的思想,真正共和国的思想;这是一个伟大的宣言,中华民族统一的宣言。这是何等的气象格局!

以此宣言,他走出了自己原有的狭隘的民族观念,开创了中华民族新观念。以满蒙为酬,无非苏秦、张仪之流,而“五族共和”则超越汉唐,走向了天下为公的新联邦。

还有和谈。他与袁氏和谈,使中国走出了南北朝的历史怪圈,拯救了还在摇篮里襁褓中的共和国。应该说,孙氏在此已达到他人生最光辉的顶点,共和的天理之光在其身上闪现。

责任编辑:江上客 关键词: 孙中山 袁世凯 共和国 铁路 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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