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60年,日本人是怎么看中国的

日本研究   严绍璗   2014-05-21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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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历史的推进,以切实的史料和笔者先后30余次访问日本累计近7年的生活体验,诠释战后60年间日本人的具有主流意义的“中国观”——“反省与原罪的中国观”,“文革分裂的中国观”,“隐匿罪恶的中国观”,“复活皇国史观的中国观”与“和平主义的中国观”等,以期有助与加深对于日本社会思潮的理解和把握。

日本和中国漫长的历史关系和复杂的利益关系,决定了从古代到现在,日本在处理它自身从政治层面到文化层面的诸多问题的时候,始终有一个如何处置与中国及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这关系到日本自身的根本性命运。近百年来,作为日本国际战略的基本主题,无论是“脱亚入欧论”或是“亚细亚主义”,其核心也正在此。

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以来,至今正好是一个“甲子”周期。在这样一个大周期中,日本人是怎么看待中国的呢?对于战后日本的中国观念,以我个人的领悟,大致可以从三个时期加以考察:第一个时期是从日本战败到中国文化大革命,即从1945年到1966年左右;第二个时期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即从1966年到1976年左右;第三个时期从文革之后到如今,即从1976年到2005年左右。每个时代又可以分出若干阶段来,日本社会像其他社会一样,是立体的,多层面的,每一个日本人都可以有一种对中国的看法,本文所阐述的只是我个人所体验到和观察到的在这三个时期中日本社会占主流地位的中国观。

依照比较文化学的基本原理,一种观念的形成取决于很多种社会因素,必定拥有比较复杂的“文化语境”。就“日本的中国观”而言,它首先取决于日本国内自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态,取决于日本在东亚地区的生存地位,也取决于日本在整个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取决于中国自身的状态与它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关系。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多层面的“语境系统”。

在第一个时代的二十年间,日本社会中所表现的“反省的和原罪的中国观念”相当强烈。这主要表现为这个民族中以知识分子主流为代表的社会群体对于战争罪恶的反省和追究。

那么,在战后的最初的20年间,日本知识界主流为什么会形成原罪的和反省的中国观呢?

第一个原因是,日本侵略战争的结果是以自己的彻底溃败而告终。战争对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其惨重的后果,同时对日本国土和国民本身也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个民族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已经面临着崩溃和灭亡的边界了。以1946年的经济情况为例:全国有119个城市在盟军的轰炸中几乎已经被夷为废墟了。当年的钢产量为80万吨,相当于1941年的15%;煤产量为6330万吨,相当于1941年的21%;石油的库存量为494万桶,是1941年的10%。全国当时除了空气可以自由供给以外,生活的所有物品完全实行了配给制度,每天每人的粮食为290克,其中40%为豆类。在这样破败的生存环境中,从1945年底开始,360万在海外溃败的军队,加上随军家属350万人,正在返回国内;而国内原有的400万曾经从事军事工业生产的成员,此时也被抛掷到社会上。本土当时尚有驻守的军队和警察250万人也被盟军解散,总数大约有1800万人立时变得无家可归。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发动“九·一八”进攻时,全国人口将近6000万人,此时减去战争中死掉的那部分人,共有大约5300万人左右,其中有1800万人流浪在这样一块狭小的土地上。生存条件降到了最底的状态,大学教授在马路上捡拾垃圾,大学生们在美国军营的边上捡美国人吃剩的罐头,不少的女性向盟军营妓为生。公园里到处挂着醒目的标语:“禁止自杀”。正是在这样一种民族遭到严重摧残的情况之下,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一部分日本人开始诅咒战争,开始意识到自己身负着历史的罪恶而遭受现世的报应。

第二个原因是,日本是亚洲地区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即明治时代后期和大正年间,马克思主义开始在日本传播。毛泽东主席多次讲到的像河上肇这样著名的经济学家在京都大学开设了“《资本论》讲座”。剧作家坂本胜把《资本论》编成了17幕戏剧。然而在日本法西斯主义专政日益严重和残酷的过程中,一部分民主人士被投入了监狱,一部分人士流亡到了世界各地,比如以野坂参三为首的民主人士便生活在中国的解放区。战争结束后,流亡国外的民主人士与囚禁在国内保住性命的那些民主人士也得以汇合在一起,一时之间成为推动反省思潮的指导力量。

第三个原因是,从1947年起,激进的民主人士开始在日本社会上重新介绍许多社会革命的著作,造成社会革新的舆论。1952年日本出版的《国民文库》,总共有114种著作,其中马克思的著作翻译了7种,恩格斯的著作翻译了8种,马恩合著的著作翻译了5种,列宁的著作翻译了22种,斯大林的著作翻译了15种,毛泽东的著作翻译了9种,刘少奇的著作翻译了2种,此外还有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乔木、胡华等等的著作加起来一共71种,占114种著作中的62%。马克思主义系统的著作在五十年代初期,作为《国民文库》被社会激进派所推进,对他们的国民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除了这些理论著作以外,当时社会上开始流行起中国的“人民文艺”。按照日本学界的一般认识,所谓“中国的人民文艺”即指的是现代抗日战争中,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成长起来的人民文学。到1956年为止,日本翻译出版的中国的人民文艺,比如说有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冯雪峰的《回忆鲁迅》、老舍的《四世同堂》、叶圣陶的《芳儿的礼物》、柳青的《铜墙铁壁》、孔厥和袁静的《抗日自卫队》、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等等。还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白求恩大夫》、《八路军》、《东洋鬼军败亡记》(此即马烽的《吕梁英雄传》)、《新中国短篇小说选》、《中国解放区诗集》等等。这样一些强有力的社会科学著作和人民文艺使一部分日本国民获得了一种新的精神和思想,促进了他们观念的变化。当代日本著名的中国学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竹内实告诉我说,“1949年我从京都大学毕业,从这些著作中看到了中国的另一面,看到了光明的中国,受到很大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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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美 关键词: 日本 中国 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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