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毛泽东以及中法文明之远见(2)

观察者网   高大伟   2014-05-20 15:43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个原子弹在罗布泊实验基地爆炸成功。前一年,法国和中国都没有签署为了限制军备竞赛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戴高乐相信多极秩序比单极或危险的两极结构更有利于世界持久的平衡。在一些圈子里,戴高乐的“伟大政治”引起了不安与骚动。

1964年2月7日,戴高乐的外交部长顾夫•德姆维尔(1907-1999)成为《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背景是18世纪具有中国艺术风格特征的法国画家让•安东尼•华多的作品“凝视者”,这个恰当的背景巧妙地暗示了戴高乐对中国的立场与政策。

《时代》杂志紧接着发表了一位读者的来信,这位读者表达了自己被法国新立场激起的强烈情感,信中说:“谢谢你们把德姆维尔的照片放在了上周《时代》的封面,这将会使成千上万像我这样的读者把它撕毁、烧掉甚至是把它踩在脚下。法国怎敢把台北称为福摩萨政府,怎敢承认毛泽东的北京是中国的政府?”

就在有人对法国政府表达强烈抗议的同时,周恩来总理(1898-1976)正在非洲访问。当他听到法国承认中国政府的消息时,以法语向法国驻苏丹大使致以问候“Bonjour,bonjour,comment allez-vous?”(你好,你好,过得好吗?),并回顾了他20年代在法国留学的岁月。

然而,如果我们把戴高乐的决定完全看作一种政治手段的话,便忽略了戴高乐主义的一个基本要素。戴高乐把中国视为一种文明,他考虑到了一个更为本质的现实,超越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地缘政治上的算计。对他而言,法国政府不仅必须与另一个外国政府共事协作,更重要的是,他想让古老的法兰西民族与历史更加悠久的中国文明联系起来。

“永恒中国”理念

戴高乐非常重视长久性,他唤起了一个“永恒中国”,一个“意识到这种不变的持久性,并为之自豪”的中国。在戴高乐背后,有一位鲜为人知的人物,他是连接戴高乐与亚洲最重要的纽带,也是戴高乐获取有关中国的关键信息的来源之一。这个人不是外交官,也不是商人,而是一名影响力巨大的作家,也是法国首任文化事务部长(1959-1969)。

安德烈•马尔罗(1901-1976)是一个书生报国的典型;是20世纪重大危机的亲历者和评论者;一身兼具百科全书式的渊博学识和游历各国的实地经验。在22岁时探寻了高棉文化之后,他终身都密切关注亚洲的转型和中国的蜕变。马尔罗以1927年的上海为背景,创作了小说《人类的命运》,书中一名人物刺杀国民党领袖蒋介石(1887-1975)失败,惨遭杀害。

在戴高乐眼中,马尔罗不只是法国政府的一位成员,正如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马尔罗也是自己“出色的朋友,热切关注着不同寻常的命运”。马尔罗与中华文明元素的智慧对话和戴高乐对文明永恒的倾向性一拍即合,相得益彰。

1965年,戴高乐派马尔罗作为自己的私人使节访问中国。这是马尔罗阔别神州40年后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在北京,他与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1901-1972),以及周恩来、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了会谈。陈毅与周恩来、邓小平(1904-1997)有着类似的经历,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法国度过了一段时间,对留法岁月的记忆拉近了部分中国领导人们与法国精英间的距离。

马尔罗在自己的《反回忆录》(1967)中记录了那些谈话的内容。从这部史诗般的叙述作品可以看出,在历史潮流塑造杰出人物的同时,伟人的意志也创造了历史。

马尔罗把毛泽东想象为“青铜皇帝”,以神谕般的笔调宣称,“欧洲持续300年的活力正在枯涸,而中国时代已经开始”。马尔罗还借“青铜皇帝”的嘴说出了下面这句耐人寻味的话:“我很孤单……只有一些遥远的朋友,请代我向戴高乐将军问好。”

戴高乐与毛泽东从未谋面,但马尔罗注意到两人都有一种特别的“内在疏离感”。基辛格在《白宫岁月》中,也将戴高乐和毛泽东二人相提并论。在谈及毛泽东时,他写道,“除了戴高乐以外,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像他(毛泽东)那样意志坚强纯粹的人。”

马尔罗不但影响了戴高乐对中国的看法,而且对美国总统尼克松接近北京的方式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1972年2月访华前夕,尼克松将这位时年71岁的法国作家邀请到白宫做客。在回忆录中,尼克松写道,“我又问马尔罗,毛泽东百年之后将会是何等情形。他答道,‘正如毛泽东所言,他后继无人’。他这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丘吉尔、甘地、戴高乐等伟大的领袖,是由具有创伤性的天下大势造就的,但这类历史事件不会在世界上重演了。”

在戴高乐与媒体颇有戏剧性的对话中,他不断提及自己从历史根源中汲取自省的养分。谈到中国时,他不无夸张地宣称中国“比历史还要古老”,通过挑战人类历史记载的极限,戴高乐出奇地培养了一种洞察现在的能力。他通过真诚的感召,使听众设身处地感受到中国在适应现代性过程中所经历的百年磨难,以及中国人民遭受西方帝国主义压迫的屈辱。

作为反对纳粹主义的英雄,戴高乐为自己国家的独立而奋战;作为非殖民地化的主要倡行者之一,戴高乐捍卫了其它国家的尊严。

戴高乐在新闻发言结尾处提出了中法之间的“亲近性”。中法两个大国处于欧亚大陆的两端,有些人选择强调两国间的区别,戴高乐却坚持两国的共同点与相互吸引之处,这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从康熙皇帝(1654-1722)与路易十四国王(1638-1715)久远而庄严关系开始,到左宗棠(1812-1885)与日意格(Prosper Giquel,1835-1886)之间的合作,或者李石曾(1881-1973)与他的支持者赫里欧(Édouart Herriot,1872-1957)或奥拉尔(Alphonse Aulard,1849-1928)之间在教育领域的活动,亲法的中国人一直与亲中的法国人彼此呼应。

“伟大”与“中心性”“中国梦”与“法国影响力”

在过去五十年中,世界格局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戴高乐主义却并未因此失去时代意义。将戴高乐主义高度提炼成一句话,那便是:把永久的现实作为行动的方针。

伟大(la grandeur)是法国民族品格中的核心概念。戴高乐正是在这种民族品格的照耀下思考和行动的。在世界舞台上,法国的相对国力时有变化,相对复兴中的中国而言,法国的影响力必然在减小,但法国坚持扮演独特角色的信念却始终不渝。

作为法国的国家格言,自由、平等、博爱的提出是法国对世界的贡献,它既是法兰西民族追求“伟大”的结果,又是开创“伟大”的来源,只有全民都满怀壮志并付诸行动的国家,才提得出这样具有革命意义的原则,这些原则同时也是伟大的集体力量的源泉。

在中国的语境里,“中”或“中心性”正好对应着法国式的“伟大”。如果说对“伟大”的追求激励了法国历代君王、皇帝与总统,那么“中国”本身就代表了中央之国处于天下的中心地位。凡尔赛宫与紫禁城、协和广场(Place of La Concorde)与天安门广场,这些宏伟的建筑群,显然都在以沉默的建筑语言讲述着“伟大民族”与“中心国家”的故事。

在过去数千年中,中国在巨大的历史整合中将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团结在一起。展望未来,中国将继续在全球层面运用这种协调力量。

法国的生命力来自一种自觉向外辐射的努力,法国构想并阐述了一个具有启迪意义宏大事业,并意欲影响、联合外部世界;中国则与此不同,“中央之国”凝聚着广大的人口,并以从未中断的文明融合外部世界,其影响力来自一种向内的引力。

中国与法国都有极高的自我形象,总体而言,两国人民对各自国运的盛衰变迁非常敏感,当“伟大”或“中心性”在历史的沉浮中退化为追忆昔日辉煌的一道符号时,中法两国的失落感相比其它政治体来得更加强烈。

除却一些中法关系的偶然因素、临时政权、暂时性政经状况之外,巴黎和北京一直高度关注着全人类的命运,中法两国未来也必将明确地表达出“伟大”,含蓄地体现出“中心性”。

在21世纪,中法两国必须通力合作,以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及法国外交部长洛朗•法比尤斯针对法国所提出的“影响力”。

不无讽刺意味的是,法国的自我定位与法国国家实力之间的差距正在加大;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中心地位正在逐步加强。然而,世界各国实力的演变不会抹杀法国丰富的遗产,也不会遗忘在欧洲形成过程中法国所做出的贡献。更加宽泛而言,正是在最具挑战的形势下,“伟大”这个理念才能重振法国的活力。

“中心性”与“伟大”之间的协合效应,远远超过中法对各自政治身份的简单肯定,这种协同效应更是新人文主义在全球复兴的原动力;是促进东西沟通、南北对话的推动力;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普世主义。

2000多年前,儒家的人文主义将整个华夏文明提升到新高度;18世纪,《百科全书》(《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词典》)的编撰者狄德罗(1713-1784)、达朗贝尔(1717-1783),以及写下《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的孔多赛(1743-1794)启迪了整个欧洲。在当今世界,各国前所未有地呈现出相互依赖的态势,中法知识界的交流互动已经对全球文明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中国传统书画巨匠范曾先生运用丹青妙笔,在纸上赋予了戴高乐不朽的生命。这时,“伟大”与“中心性”已是水乳交融,人类对团结与进步的探求已不仅是法国人或中国人的追求,而是一种不分你我的普世理想。

范曾先生在戴高乐将军书房

范曾先生在戴高乐将军书房

(翻页请看英文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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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者
责任编辑:牟一天 关键词: 中法 远见 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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