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毛泽东以及中法文明之远见

观察者网   高大伟   2014-05-20 15:43  

高大伟:远见与文明——纪念中法建交五十周年(1964-2014)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中欧国际商学院法籍教授、中欧论坛创始人高大伟先生赐稿观察者网,从文明与历史的高度论述中法关系。文章由南开大学张宁翻译,观察者网杨晗轶校对。】

48年前,时任法国总统的戴高乐(1890-1970)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发表演说。如果说那是一曲戴高乐主义的史诗,那么中国导演王家卫在电影《花样年华》插入戴高乐金边之行的新闻片段则完全是出人意料的手笔。这个真实的历史片段,通过诗化的镜头语言娓娓道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但它的确反映出中国人的精神中有着戴高乐的影子。

“中国这头睡狮一旦醒来,世界将为之颤抖。”这句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恐怕从未说过的话,虽已成为老生常谈的名言,但戴高乐倒确实曾于1965年9月9日的一场新闻记者会上作出以下精辟的表述:“中国深刻的变革,使中国处于领导世界的位置,这件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事实正在重塑着世界的面貌。”

时间证明了戴高乐的预言,中国的复兴没有以暴力破坏全球体系,而是以和平的方式,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改变了世界权力分布。

范曾作品:《戴高乐像》(高大伟先生供图)

范曾作品:《戴高乐像》(高大伟先生供图)

戴高乐的远见

在马年即将来临之际,中法两国于1月27日共同庆祝建交50周年。站在法国人的角度看中法建交,夏尔•戴高乐,这名20世纪世界政坛巨人、法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当年可谓以一己之力做出了正式承认北京政府的决定。

就在中法联合公报发表后数日内,《时代》杂志针对黎塞留至戴高乐时代的法国外交评论道:“作为一个国家,法国在20世纪一直走在凋敝的路上……但就在上周,法国再一次撼动世界事务,将不可能变为了可能……为使法国真正重归世界强国之列,戴高乐不顾华盛顿方面的抗议,承认北京的共产党政权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对美国的亚洲政策造成了严重伤害。”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地缘政治背景下,戴高乐对中国的判断可谓高瞻远瞩,透过纷纭的现象把握住了本质性的历史趋势。

戴高乐不但靠敏锐政治头脑和战略思维开启了巴黎与北京之间的特殊关系,而且以开拓精神为未来的中法合作打下了基准点。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只有苏联集团成员国立刻承认了中国政府的合法性。虽然瑞典、丹麦、瑞士、列支敦士登和英国陆续与中国建立了关系,但法国才是率先与北京政府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

法国前教育部长吕西安•贝耶(1907-1972)于1964年5月27日抵达北京,出任首任法国驻华大使。当时,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与美国统领的西方阵营交锋,而且与印度和苏联这两大邻国交恶。

1964年,吕西安·贝耶访华。图为当年5月31日,吕西安向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递交国书

1964年,吕西安·贝耶访华。图为当年5月31日,吕西安向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递交国书

时任美国总统的民主党人林登•约翰逊(1908-1973)遵照系统遏制政策,积极支持美国对越南进行大规模武装干涉,以阻止共产主义在越南扩张。此外,1962年,印度军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印边境山区爆发冲突。尼基塔•赫鲁晓夫(1894-1971)倾向于支持印度总理尼赫鲁(1889-1964),再次暴露出中苏关系的裂痕。

由于美国在二战后全球秩序中的首要地位,七十年代尼克松对北京方面抛出的橄榄枝成为了地缘政治中最重要的分水岭。中苏关系的破裂,给美国带来了大三角外交的契机,也成为政治评论家们大做文章的题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运用的正是中国古代“以夷制夷”外交战略的现代版本。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出色地构想并导演了这出外交政策的大转移,曾任尼克松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基辛格在1994年出版的《大外交》一书中提及了戴高乐将军的远见:“中苏关系的破裂带来了内在的机遇,有意思的是,最初看到这一点的领袖,是欧洲的外交老人戴高乐。”遗憾的是,基辛格在其2011年新作《论中国》中,对戴高乐主义的法国扮演的先锋角色避而不谈,似乎有意让岁月冲淡记忆,在世人前树立自己对华外交开路者的形象。

60年代时,本已孤立于国际舞台的中国又遭遇了相当严重的内部危机。1958年,中央政府欲加速全国工业化脚步,提出了“大跃进”。欲速则不达,一场巨大的经济灾难最终演变成了全国性灾难。从庐山会议可以看出,中共领导层出现了分歧。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62年年末,毛泽东创作了《七律•冬云》,将中国上空云谲波诡的危险化作笔下的诗句:“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这名指挥长征的老军事家用生动的比喻,将笔锋直接对准了国外的敌对势力。

这样的环境吓得住懦夫,却阻止不了满怀决心的戴高乐。1964年1月31日,他在爱丽舍宫向数百名记者解释了法国做出承认北京政府的决定。

身高1米96的戴高乐被法国人民亲切地称为“大个子夏尔”,他是个超乎常人的演说家,在动笔写《回忆录》之前就已写过六本书。和丘吉尔一样,戴高乐继承了古希腊的雄辩传统,能够将统治权威升华为领袖魅力。

新闻记者会上,戴高乐表述了他对中国的看法。那也是他戏剧般的演说最令人记忆深刻的一幕。《时代》杂志记录道:“一片由细长的金椅子组成的海洋上,正襟危坐着一千余名新闻记者、外交官和政府官员,当下午三点的钟声敲响时,紫红色的大幕徐徐拉开,戴高乐沉重迟缓地走向演讲台。”

戏剧般的出场并没有分散听众的注意力,演讲的丰富内容依然是关注的焦点。戴高乐的推论有两大支柱,一是长远眼光;二是透过暂时的、纷纭的现象把握永恒的实质,这也是戴高乐主义的两大鲜明特征。

这位法国政治家以中国的人口与地理事实为切入点开始了新闻发布会的演讲。在广袤的国土上,居住着“伟大的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地球上人数最多的民族,他们“聚群而居,广泛分布”于“西起小亚细亚与欧洲边疆,东至无边无际的太平洋海岸,北起天寒地冻的西伯利亚,南至印度、越南等热带国家”的欧亚大陆。戴高乐对中国庞大的人口和国土有着深刻的理解,认为“人们必须理性地认识这一客观现实”,必须与中国领导层进行合作。因为只有中国积极地、建设性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来,才能真正解决亚洲乃至世界长期存在的严重问题。

然后,戴高乐引出了自己对“中国之世界”的重要思考:中国不是一个民族或一个民族国家,中国从根本而言是一个文明,一个“非常独特而深厚的文明”。

很明显,作为一个西方大国,法国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体现出一种政治姿态,带有地缘政治上的动机,通过承认共产党政权,巴黎向华盛顿和莫斯科发出了自主外交的信号。戴高乐也非常清楚,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巩固国家主权与强化政治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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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者
责任编辑:牟一天 关键词: 中法 远见 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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