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民族的文化精神才是历史研究的主体和核心(4)

《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   陈勇   2014-05-15 11:19  

六、历史客体与史家的主体精神

在三四十年的中国史学界中,钱穆不仅是一位“记诵潇博,考订精审”的考据史家,同时也是一位比较重视史家主体精神的学者,他不仅重视对史料的整理和史实的考释,更重视在此基础上对史料作主体性的诠释和解读。所以,钱穆对史学的贡献不单是“史料”的,更是真正意义上的“史学”的,他追求的主客互溶、情理合一的史学路向,与排除史家主观理解、追求绝对客观的“史料考订派”(即钱穆所称的“科学考订派”)的治史方法截然异趋。钱穆对史家主体精神的重视主要体现在:

其一、重视史家主体对历史材料的解释所获取的历史知识。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史学界中,历史、史料、史学这三个概念常常是混而不分的。史料考订派(即钱穆所称的“科学考订派”)的舵手傅斯年提出“史学本是史料学”的主张,把历史材料等同为客观历史本身,把历史变成了史料考订学,片面夸大了史料的作用。钱穆对历史、历史材料与历史知识这三个概念作了明确的区分和界定。他说:“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其经记载流传以迄于今者,只可谓是历史的材料,而非吾侪所需历史的知识。”在钱穆看来,历史是指人类以往的发展演变过程,是人类过去的全部活动,它一经发生,就成为了一种不可更改的既定存在。因此,随时间流逝而一去不返的人类历史,就具有不以人的主体意识为转移的客观性,故“一往而不变者,乃历史之事实”。历史材料(或称历史记载)则是史家认识客观历史的凭借和中介,它来源于客观事实,以反映客观的历史实际为目的。钱穆认为,“历史记载虽是根据客观事实,但亦寓史家自己的主观见解”,它已经渗入了记载者的主观痕迹,故历史记载与客观历史之间总是存在着差距,它仅仅是客观存在历史的部分反映,“决不能做得所谓纯客观的记载”。而历史知识则不同,它是史家主体对历史材料的理解和诠释。由于历史学家是生活在现时代中的人,他认识历史的活动必然会受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环境的制约,必然受到他们的社会地位、价值取向、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等方面的直接影响。因此,他们对历史材料的解释,实际上是他们根据现实的感受、时代的需要而重新进行的。由于时代不同,人们所需要的历史知识各异,因而史家应根据不同的时代需要对积存下来的历史材料进行一番新的解释和分析。而历史材料也惟有经过史家主体的解释和加工,才能转化为时代所需要的历史知识。钱穆指出:“时代即变,古代所留之史料,非经一番解释,即不得成为吾人之知识。”,为此他强调说“不要认为学问必是客观的,其中也有做学问人之主观存在”,历史“不单是一堆材料”,“该从材料搜集上更深进到见解眼光方面”。显然,在钱穆看来,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即“历史知识”,是经过史家主体加工了的历史,它本质上表现为史家主体借助史料中介对客观历史的重构,故经过史家对历史材料的解释所获得的历史知识,能够“与时俱变”,可不断翻新改写。诚如其言:“前一时代所积存之历史材料,即无当于后一时期所需要之历史知识,故历史遂不断随时代之迁移而变动改写。”在这里,钱穆对历史作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解释。所谓历史是绝对的,乃是从历史本体而言的,作为随时间流逝而一去不返的人类过去一经发生,就成了不可更改的历史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历史的过去是绝对的,不可改变的。所谓历史是相对的,可变的,是从史学本体而言的,因为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即进入史家视野的历史知识是主体重构的历史,它在不同的程度上都毫不例外地渗入了史家的主观痕迹,是史家主体精神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世界上绝无纯客观的历史”,历史又可以与时俱变,随时翻新。即如钱氏所言:“当知历史诚然是一往不变,但同时历史也可以随时翻新。”可见,钱穆从历史本体与史学本体的角度把客观历史与历史知识区别了开来。

与史料学派“存而不补”、“证而不疏”的主张相反,钱穆主张历史研究不仅仅在排列和整理史料,更重要的是应对材料进行疏通解释,作价值判断。钱穆认为整理史料、考辨史实,只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工作,它只相当传统史学中的“记注”之学,而不是成一家之言的“撰述”。据此他强调,治史不应当以排比、整理史料、考定史料真伪为目的,而应对材料作解释性的研究使之转化为具有时代意义的历史知识,所以他又力主张把历史材料与历史知识相区别。他说历史材料“为前人所记录,前人不知后事,故其所记,未必一一有当于后人之所欲知”,而历史知识则“贵能鉴古知今”,能“随时代之变迁而与化俱新”,故中国“今日所缺,则并非以往积存历史之材料,而为今日所需历史之知识”。

诚然,钱穆与史料考订派都强调史料的整理与考订,但是史料派以考订史料为治史之最高鹄的,而钱穆则更重视史家主体对历史材料的解释所获取的历史知识。尽管钱穆强调历史知识的重要主要是针对史料考订派只重材料而忽视理论、只证史而不论史、只辨真伪而不论断是非之弊而发的,但是在这里钱穆已自觉或不自觉地触及到了历史认识的本质了。即进入史家视野的历史知识是主体化的历史,因而它具有相对性和可变性。历史知识的获取过程实际上就是史家主体通过对史料中介的解释去认识客观历史实际的过程,而历史知识的获得则标志着历史认识过程的完成。可见,钱穆对历史知识的强调,主张史家主体应依随时代的变化而对历史材料作出新的解释,正是史家主体精神在历史认识过程中渗透的一个重要表现。

其二,提出了史家的主观推想亦为治史一重要方法。钱穆认为历史研究固应从历史材料入手作客观的实证研究,但他并不排斥史家的主观推想亦为治史一重要方法。因为史家面对的材料总是残缺不全的片断记载,他们凭借这些零碎不全的材料,希望追寻和复原的却是整个历史事实的真实,这就有必要根据有限的材料进行推断,以补充史料的缺漏和不足。因而钱穆也比较重视史家的主观想象、推测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他说:“古史之真相为一事,某一时代人对古史之想象为又一事。当知某一时代人一种活泼之想象,亦为研究某一时代之历史者一极端重要之事项也。”可见在这里,钱穆已经比较自觉地意识到了历史认识的形象思维问题了。

当然,史家的主观体验、推想对具体的历史研究不无作用,但这种历史的形象思维方法又有很大的局限性,它往往容易带有明显的主观随意性,难以排除人的主观之见。同时,用推想的方法,虽然可以提出问题,但是问题的最后解决还需要用事实来证明。鉴于此,钱穆又力主把史家的主观推想与历史实证结合起来研究历史。他指出:“考古者贵能寻实证”,“不详考情实”,“确据史实”,“约略而推之,强古人以就我,则宜其千里之差矣。”

其三,主张追寻史料的意义应借助于史家的主观体验。钱穆认为历史研究不仅应依据材料弄清历史实情,更应探求历史实情背后所具有的意义;治史不仅应注重材料和方法,更应透过材料而把握其活的时代精神。在钱穆看来,历史学应透过材料而追寻意义,这是纯客观的实证研究方法所无法获得的,它还应借助于史家个体生命的体验、直觉感情等其他因素的参与。所以,他强调治史应对本国以往历史充满“温情与敬意”,应像把握生命、认识生命那样用自己的心灵去体悟历史。据此他对“五四”以来“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的“科学考订派”大加抨击,认为他们“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即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情”,“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为此钱穆主张治史应充满感情,应把主体投入其间,“与古为一”,才能达到对历史的透彻理解,真正把握到治史的真谛。

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史学界,主要是崇尚客观的实证研究,当时史坛上的主流派——“科学考订派”的治史方法,主要是取出其外的纯客观研究。而钱穆则认为历史虽具有客观实在性,但同时亦应被史家“主观所考察而认取”。因此,他重视史家主体对历史材料的解释所获得的历史知识,主张对史料意义的追寻应诉诸于史家的主观体验,提出了史家的主观推想亦为治史一重要方法,这一切都表明他重视史家的主体意识在历史过程中的渗透作用。当然,钱穆重视史家的主体精神并不意味着他忽视甚至抹杀历史的客观性,因为他认为史家对历史材料的解释所获取的历史知识并不是史家主体任意的驰骋玄想,它应以真实的历史材料作为解释和研究的前提。换言之,史家的本体应受制于历史的本体,史家主体重构的历史知识应以追求历史的真实性,反映客观的历史实际为目的。诚如所言:“后人欲求历史知识,必从前人所传史料中觅取。若蔑视前人史料而空谈史识,则所谓史者非史,而所谓识者无识。”可见,钱穆治史不仅重视史家内在的主观理解在史学研究中作用,而且也重视客观的实证研究,力主把客观的实证与主观的理解结合起来。在三四十年代追求排除史家主观理解的绝对客观的实证方法笼罩下的中国史学界,钱穆提出了主客统一,熔铸一炉的治史主张,从史学本体与历史本体的角度把客观历史与历史知识相区别,应当说这种看法不无见地,是值得人们重视和肯定的。

上一页 1 234下一页
责任编辑:江上客 关键词: 钱穆 历史思想 史学思想 文化民族主义

发表评论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