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民族的文化精神才是历史研究的主体和核心(3)

《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   陈勇   2014-05-15 11:19  

由于钱穆把历史看作是一个动态演进的发展过程,因而他主张用连续和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和研究历史,力图从历史的变化发展中去探索历史事件、人物思想演变的发展脉络和内在轨迹,而不是把历史人物、事件当作一个个孤立的静止的东西去加以研究和分析。因此,与传统的治史理论方法相比,钱氏的这一主张又显示了他自己的特色。传统的治史方法大多侧重于对史料的整理和考证,以求弄清一个一个历史事实的真实,钱穆却力图把传统史家从事考据所揭示的个别事实的真实构成一个前后连贯、有因有果的时间序列,力求从时间上把历史综合为一个发展的整体,着眼于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统一性上去考察和分析问题。因此在他的研究中,不再把过多的时间和精力限定在历史上一件一件的事上,而是更多地关注某一事件的发生与否以及他与其它事件的相互关系如何。同时,这种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上着眼去考察和分析问题的方法,也无不贯穿在他一系列的史学研究实践中。他在《国史大纲》中研究中国古代的田制赋税,就是把魏晋的屯田,西晋的占田、课田、户调,北魏的均田,到唐初的租庸调,再到中唐的两税法综合为一个发展的整体去加以分析把握,用联系发展的眼光去考察和解释中国古代田制赋税演变的历史变化脉络的。又如,研究南北经济文化的发展变迁,他把自唐中叶以来直到明代几百年间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变迁状况放到整个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去加以论衡,从连续性着眼去阐释其前后变化的情况。再如,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他把由西周封建到秦汉统一,由军人政府到士人政府,由士族门第到科举竞选视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三大进步和转折,从历史的变动演进着眼去探索古代政治制度变化发展的轨迹。而他把人类社会的历史看成是一个包含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的统一体,实际上也是基于历史的连续性、统一性而得出的结论。所有这一切,无不透显了钱氏治史的发展眼光。

虽然钱穆承认历史是一个持续不断发展变化过程,但是他却主张历史的渐变,反对历史发展的飞跃和突变,这必然会导致他对历史上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忽视和对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的否定。他说:“中国史上,亦有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斗争,不幸此等常为纷乱牺牲,而非有意义的划界限之进步……如汉末黄巾,乃至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全是混乱破坏,只见倒退,无上进。”他把太平天国革命称为“洪杨之乱”,认为“洪杨十余年扰乱,除与国家社会以莫大之创伤外”,无丝毫进步可言。钱穆认为中国史的变动隐而在内,常趋向于团结与融合,故国史“常于和平中得进展,而于变乱中见倒退”。钱穆还否定自秦汉以来两千年的中国是封建社会,认为传统社会是由士农工商组成的“四民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没有明显的阶级对抗和贫富之别,整个社会是和谐的、流动的。显然,钱穆主张历史的渐变而反对历史的质变、突变,主张点滴进化和保守的改革而反对激进的革命和斗争,忽视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的事实,有为发掘传统好的东西而将中国历史理想化的一面。同时钱穆虽然主张历史的发展变化,然而在追求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时,他至多只考察了人们活动的思想动机,却忽视了引起社会发展变化最根本的社会经济原因和阶级原因。

这里我们还有必要对钱穆“无变不成历史”的主张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进化论思想作一些比较分析。进化史观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派反对封建史学的主要思想武器。从表面上看,钱穆的确有反对进化史观的言论,但是我们若把钱氏反对进化论的言论置放到“五四”以后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发展的大背景下去加以考察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他本质上并不反对进化论思想,他所反对得的仅仅是“尽废故常”的西化论者所鼓吹的中西文化乃“古今之异”的主张。“五四”以来的全盘反传统者在比较中西文化时,主张文化“无分中外,惟古别今”,认为现在的中国只相当于西方的中古时期,若能再进化前进一步,既赶上了现代的西方。钱穆对“一切必以同于欧洲为终极”的西化观点大张挞伐,称之为“文化抹杀论者”、“浅薄的进化史观”。钱穆认为,“五四”以来的革新派史学主张中国历史“自秦汉以来即处于停滞状态,无进步可言”的观点,乃是“误用西人治史之眼光来治中国史”、“未尝深察中国史之内容而轻率立言”的结果。在钱穆看来,中国与西方各走了他们一段历史路程,决不是中国历史比西方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中国历史各有其独特性,决非可以专凭西方成见以为评骘,亦非可以一依西方成规以资研寻。由此他极力反对用西方的概念、术语来图解中国历史,反对用西方一元论发展的历史模式来衡定和取舍中国历史。他说:“我们要想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我们先应习得中国人的观点,再循之推寻”,“研究中国史的第一立场,应在中国史的自身内里去找来",如果硬要舍己之田而芸人之地,“从另一观点来观察和批评中国史与中国文化,则终必有搔不着痛痒之苦。”我们认为钱穆并不反对进化史观,他也有相时通变的历史进化思想。否则的话,我们则很难理提出的“研究历史,首当注意变。其实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等观点。当然,钱穆强调历史之变,主张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上着眼去考察和研究历史主要是受了传统的历史变易思想的影响。他从历史变易观出发去考察历史,从而认识到了历史事实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因果联系,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前后连贯、有因有果的历史事实,才构成了脉络分明的历史发展的无间序列,由此才形成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因此在他的历史研究中,就必然会贯穿着这种从历史发展变化的连续性上去分析和研究问题的理论和方法。

五、学贵致用的史学目的论

立足现实,关心现实,强调史学通今致用,为现实服务,这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从司马迁“述往事,思来者”,“通古今之变”,司马光“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到顾炎武“引古筹今”,章学诚“史学所以经世”,无不体现了历史学家着笔于往古,立足于当今的治史旨趣。钱穆的史学观深受中国传统史学“经世”思想的影响,认为历史研究不仅仅在于追求历史事实的本质真实,更应当面向现实、关注现实,满足社会的需要,为现实服务。因此在他的治史理论中,又贯注了强烈的鉴古知今、经世致用的理论主张。钱穆学贵致用的史学目的论主要包含如下内容:

其一,重视史学的历史借鉴功能,强调史贵“鉴古知今”。钱穆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动态发展过程,过去的历史虽已过去,但它并没有死亡,它往往以各种形式遗存在当今的现实社会中,很多现实问题都可以从过往的历史积淀中寻找到它的发展脉络,因此历史学具有以前示后、以古验今的鉴戒功能,总结过往历史的经验教训,可为现实的变革提供历史的借鉴。对此钱穆强调说:“凡对于以往历史抱有一种革命的蔑视者,此皆一切真正进步之劲敌也,惟藉过去乃可以认识现在。”可见,以史为鉴的价值观,构成了钱氏史学致用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其二,立足现实考察历史,强调治史应“求以合之当世”。历史学虽是以研究人类的既往为起点,却以服务于当今的时代为归旨。站在现实的高度去考察历史、到溯往古,不仅会加深对历史的理解,也可进一步加深对现实的认识。由此钱穆极力主张史不能脱离时代,“应该从现时代中找问题,从过去时代中找答案”,使历史研究能够合之当世,服务于现实。钱穆认为,尽管历史学家面对的客观历史永远不会改变,面对的历史材料也可能不会改变,但是已死的历史遗骸一旦与现实的需要联系了起来,能够契合于当世,那么已成过去的历史就会由死变活,变成为时代所需要的活的知识。因此,历史学一个重要的社会功能即在于“贵能鉴古知今,使其与现代种种问题有其亲切相联之关系,从而指导吾人向前,以一种较明白之步骤”,史家治史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要把过去已死的历史遗迹变为与现实有关联的活的东西,应透过过去的历史以把握其活的时代精神。所以,历史研究不仅应博稽远古而穷其源,更应当切证于当世而见其实,治史的最高目的即在于“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求以合之当世”。据此,钱穆提出史家治史的最高标准就是现实的标准,史家必须应致用于现实,为现实服务。唯有如此,治史才有了最后的归宿,史学也才能发挥它的最高功能,显示出它永久的价值和生命力。所以他说:“史家本求通今,若治史而不通今,此亦失治史之旨,并将无史可治耳。”

其三,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当代史的主张。如前所述,钱穆在其历史时间观中肯定了历史的过去与未来交织于现在的现在时间观,由此他提出了“历史上之过去非过去而依然现在,历史上之未来非未来而亦俨然现在”的主张,认为研究历史“其最要宗旨,厥为研究此当前活跃现在一大事,直上直下,无过去、无将来而一囊括尽,非此则不足语夫历史研究之终极意义而克胜任愉快”。显然,在这里钱穆已经比较自觉地意识到了已成为过去的历史实际上仍存在于现实中,参与着现实生活的创造。从这个意义言,历史学家所研究的过去不是已死的过去,而是仍旧活在现实中的过去,过去的历史一旦能契合于当世,就变成了现代史、当代史。可见,钱穆提出的“历史上之过去非过去而依然现在”的观点,与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主张不无相同之处,它既表现了钱氏对过去历史的深刻洞察,同时又透显出他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一句话,就是充分肯定了史学必须应致用于现实的重要性。

“治学本所以致用”,史学乃为“通今之用”之学。在这种学史致用的史学目的论的指导下,钱穆对乾嘉史学以及“五四”以来的学术界盛行的考据学风大加针砭。他称乾嘉学者专事训诂考据,毕生在故纸堆里驰骋心力为“不得大体,而流于琐碎”,“于身无益,于世无用”。批评“五四”以来形成的以考核相尚的“新考据学派”(即钱氏所称的“科学考订派”)治史“缺乏系统,无意义,乃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前现实无预”。同时在钱氏的史学实践中,也无不贯彻和体现了这种经世求用的治史之旨。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写于“九一八事变”之后,故在书中“特严夷夏之防”,竭力表彰民族气节和爱国传统。这种结构安排和写法,即寓有他反对日寇侵略的意旨。诚如所言:“斯编初讲,正值九一八事变骤起。五载以来,身处故都,不啻边塞,大难目击,别有会心。”时人对此书即有“‘注重实践’、‘严夷夏之防’、所见甚正”的评价。而在抗战中出版的《国史大纲》,更是钱穆史学致用理论在史学实践中的具体写照。他本着史学经世的目的,在书中极力推崇宋明儒“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的胸襟、报负,力驳指斥注重国家治乱兴衰的“宋学为疏陋,至清始务笃实”的观点,称“自宋以下的学术,一变南北朝隋唐之态度,都带有一种严正的淑世主义”,认为“以天下为己任,此乃宋明以来学者惟一精神所寄”。在《引论》中,他强调撰写为时代所需要的新通史“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革新现实提供“必备之参考”,正是钱氏史学经世理论的具体诠释。而在抗战时期,钱穆之所以由历史研究转入文化研究,弘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其目的也正在于为当时的抗战救国寻找精神资源和文化资源。也正是在学史致用的治史理论指导下,他极力反对详古略今的撰史主张,力倡和推崇近现代和当代史的研究。他说:“史学精神所最该注重的,是现代的历史,不是古代的历史”,“史学应注重近代,在孔子时修史,自然该偏重春秋时代,在后世则不应仍是看重春秋。”

诚然,认识现实,关注现实,为现实服务,是史学的内在要求。但是,强调史学必须应致用于现实,并不是说可以根据现实的需要随意地取舍和改铸历史。如果采取“强史就我”,任情褒贬的方式去猜测、附会历史,那么势必会使历史变为现实的注脚,走向史学致用的反面。钱穆强调立足现实而治史,主张史学应为现实服务,但是他的史学致用观又是建立在历史求真的基础之上的。换言之,他的史学价值观又是建立在历史本体论的基础之上的。自“五四”以来的中国学术界,无论是力倡中国“古史层累造成”说的古史辨派,还是揭橥“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史料考订派,他们都恪守“薄致用而重求是”的学术精神,主张真用两分,竭力强调纯学术研究的重要性。比如顾颉刚提出在学问上,“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傅斯年则认为20~4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基本谬误就在于学人“好谈致用”。与顾颉刚、傅斯年等相同的是,钱穆也强调历史研究的客观独立性,主张治史应以“持平求是”为务。他说当今的新史家,“尤要者,应自有其客观的独立性,而勿徒为政客名流一种随宜宣传或辩护之工具”,主张治史“不必先存一揄扬夸大之私,亦不必先抱一门户立场之见,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但是与“五四”以来的新考据派所不同的是,新考据派仅强调求真,以求真为治史的最高目的。而钱穆认为史学固然应当致力于追求历史的真实性,但是求真绝不是治史的最高鹄的。史学不仅应求真求是,更应在求真的基础上致用于现实。所以,他一方面主张治史应“在客观中求实证”,另一方面又重视史学的致用功能,力主把求真与致用结合起来。

如果说钱穆的史学致用论主要是继承了传统史学的“经世”思想的话,那么揭橥爱国思想、反对外来侵略则是他强调史学致用的现实动因。特别是在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的抗战时期,钱氏的这一理论主张更透显出了他内在的力量和时代价值。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认为钱穆在求真的基础上更强调致用的史学理论主张,较之当时学术界真用两分的治史主张,识见无疑是更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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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江上客 关键词: 钱穆 历史思想 史学思想 文化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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