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民族的文化精神才是历史研究的主体和核心(2)

《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   陈勇   2014-05-15 11:19  

基于历史是文化的展开和演进的理解,钱穆得出了一部历史就是一部文化史的结论。因此,他极力主张以文化学术为中心来考察和分析历史问题,大力凸现学术思想在历史发展变迁中的作用。这里我们以钱穆研究中国传统政治为例,对之作一些分析。钱氏认为自秦汉以来,中国的政治社会就朝着一个合理的方向演进,其根本原因即在于传统政治受到了学术思想的指导和制约的结果。他说中国传统的“政治组织,乃受一种相应于中国之天然地理环境的学术思想之指导,而早走上和平的大一统之境界”。为此,他具体分析了学术思想在传统政治制度发展变迁中的决定作用。“大体言之,秦代政治的背后,实有一个高远的理想”,此项理想,则“渊源于战国之学术”。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博士弟子,遂为入仕惟一正途。……自此以往,学术地位,常超然于政治势力之外而享有其自由,亦复常尽其指导政治之责任。”故秦汉统一,“乃晚周先秦平民学术思想盛兴后,伸展于现实所应有之现象”。在分析隋唐大统一时,钱穆认为中国虽经魏晋南北朝四百余年的长期战乱,“然其背后尚有活力,还是有一个精神的力量,(即是一种意识,或说是一个理性的指导)依然使中国史再走上光明的路”。显然,在钱穆眼中,中国历史是一个合理化的过程,是不断再迈向一种理想的境地,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种政治社会各方面合理的进展,后面显然有一个合理的观念或理想为之指导。这种合理的观念与理想,即是民族历史之光明性,即是民族文化推进的原动力”。换言之,“一项制度之创建,必先有创建该项制度之意识和精神”,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后面,“别自有一种理性精神为之指导”,中国历史正是这种可大可久的“理性精神”的产物。在分析中国传统政治自秦汉以来不断迈向理想的境界时,钱穆用了“精神的力量”、“一种意识”、“合理的观念”、“理性精神”等概念,但仔细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这些概念所要表达的内涵与学术思想的内容并无二致,它们都是在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强调学术思想可以决定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阶段的变迁。这即是说,学术思想才是中国传统政治一步一步走向理想境界的原动力。在分析民族的凝成、国家的创建时,钱穆也极为强调文化学术在其形成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他说:“民族之抟成,国家之创建,胥皆文化演进中之一阶段也。故民族与国家者,皆人类文化之产物。”他把太平天国失败的主要原因也归咎于太平军的领导人“没有注意到民族文化传统势力之重要,只图激起革命,甚至对于传统文化加以过分的蔑弃”。可见,在钱穆的历史著作中,处处都渗透着这种以学术思想为核心的文化史观。

钱穆以文化学术思想为历史研究的主体和核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丝毫也不重视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等其他方面的研究。他曾指出:“当知政治事迹所不当详,然当详于整个时代民族之盛衰起落,不得以一朝一姓之盛衰兴亡为观点。”钱氏也不忽视社会经济的研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运用经济关系去说明和解释历史现象。他说:“经济情形未尝非历史事项中极重要之一端”,“若一时代特异之状态在经济,则此项经济状态即为该一时代之特征。”基于这一认识,他在《国史大纲》第19—20章“变相的封建势力下之社会经济”中叙述魏晋六朝则专门着眼于社会经济。在第38—40章“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中,他专列3章叙述从中唐到明代几百年间南北经济的变迁状况,力图联系经济因素去说明和解释南北经济文化发展变化的原因。吕思勉盛赞钱著“论南北经济一节。又谓书中叙魏晋屯田以下,迄唐之租庸调,其间演变,古今治史者,无一人详道其所以然。此书所论诚千载只眼也”。当然,在这里我们应当指出的是,尽管钱穆也承认社会经济为历史之重要内容,但是由于历史观的限制,使他在研究社会经济时又表现出了某种偏见和失误。他说:“经济情形未尝非历史事项中极重要之一端,然若某一民族之历史,其各时代之变动不在经济而别有所在,则治此民族之历史者,自不得专据经济一项为唯一之着眼点。”钱氏的这一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研究中国经济所得出的结论却又不免失之偏颇。他说:“我觉得中国史之进步,似乎不重在社会经济方面。若论经济状态,中国社会似乎大体上停滞在农业自给的情况之下,由秦汉直到最近,二千多年……看不出中国是在此方面有几多绝可注意之变动与进步。”由于钱穆始终坚持学术思想为历史“最中层之干柱”,它决定着“上层之结顶”的政治制度,远比“下层之基础”的社会经济重要,因而他历史著述的主要的内容,大多是以学术思想为核心的上层建筑。这种以学术文化为中心的文化史观,在钱穆的著作中表现尤为明显和突出。

社会历史观是历史学家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总体看法,是他们从事历史认识活动的指导思想。毫无疑问,历史学家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观指导下从事历史研究的,不同的历史观会导致他们对社会历史作出种种截然不同的判断。由于钱穆用文化史观去考察历史问题,仅仅从文化观念、文化本身去揭示历史发展变迁的原因,就必然会回避对那些文化观念本身产生的原因的分析,必然会回避对引起文化学术思想变迁最根本的社会经济原因及其发展规律的探索。所以,在钱穆的治史理论中,不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相反是社会存在依赖社会意识,因此一切问题都应当到社会意识中,特别是到文化学术思想中去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而不是相反,必须到社会经济、政治结构中去寻找文化学术的存在根据。可见,钱穆在否定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对文化学术的决定作用的基础上,孤立地用观念形态中的精神因素,即所谓的永恒文化精神去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从而也就无法看到社会历史发展演进的规律,得不出正确的结论。

实事求是地说,钱穆也曾对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作过比较全面地解释。他说:“我民族国家以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而有生命的历史(即“历史精神”)则能由过去穿透现在直达将来,故历史学应“以国家民族大群集体长时期上下古今直及将来为其学问之对象”。无疑,钱氏的这一看似比较合理的,它突破了传统史学偏重于政治史的格局,把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了人类过去的全部活动,表明他具有比传统史家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可惜钱穆这一主张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特别是在他一系列具体的历史研究和解释中,由于他过分强调了历史便是文化的展开和演进,而他所理解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又主要是指学术思想等精神理念层面的东西,加之他用文化史观来考察和分析历史,单纯把文化学术视为决定国家盛衰、民族兴亡、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这势必导致他对社会经济结构和其他方面研究的忽视。他构筑的历史图像不免带有某些浪漫化的理想色彩,因而也就是不能真正正确地揭示和反映历史发展的内容和规律。

eaafafdd-3d18-47e9-9481-08a37e3f0c4a

 

四、治史首贵识变的历史渐变论

历史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发展变化过程,他常在变动中发展、进步。基于这一理解,钱穆也极为重视历史之变对于历史的阶段性划分和研究的作用。钱穆认为这一时期的历史与前一时期不同,其前后之相异处即为“变”。“所谓变者,即某种事态在前一时期未有,而在后一时期中突然出现”,而“变”恰恰正是历史时代划分的标志,据此钱穆提出了“无变不成历史,治史学者首贵识有变”的观点,主张历史学家应把各个时期的历史变动放到整个历史发展的全程去分析衡估,从其变动相异处来寻找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和大进程。他说:“凡某一时代之状态,有与其先后时代突然不同,此即所由划分一时代之特性。从两状态之相异,即两个特性之衔接,而划分为两时代。从两时代之划分,而看出历史之变。从变之倾向,而看出其整个文化之动态。从动态之畅遂与夭阏,而衡论其文化之为进退。”据此钱穆指出,在进行具体的历史研究和叙述时,不能呆板地、机械地作形式主义图解,而应依据历史实情,抓住各个时期历史现象的不同变化作有阶段的重点研究,“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学术思想(例如战国先秦),我即着眼于当时之学术思想而看其如何为变。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政治制度(例如秦汉),我即着眼于当时之政治制度而看其如何为变。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社会经济(例如三国魏晋),我即着眼于当时之社会经济而看其如何为变。变之所在,即历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评价之所系”,故研究中国史“必从识得中国史之变动何在”,惟有“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方能称为“客观和科学的新史家”。

上一页 1 234下一页
责任编辑:江上客 关键词: 钱穆 历史思想 史学思想 文化民族主义

发表评论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