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民族的文化精神才是历史研究的主体和核心

《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   陈勇   2014-05-15 11:19  

原文标题:略论钱穆的历史思想与史学思想

一、钱穆的生平与著述

钱穆(1895~1990年),字宾四,江苏无锡人,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钱氏早年(20年代初~30年代初)主要研治先秦诸子学,著有《论语文解》、《孟子要略》、《墨子》、《惠施公孙龙》、《国学概论》等著作。真正使钱穆名动学术界的著作,则是1930年发表于《燕京学报》第七期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他以年谱的著作形式详细排列刘向、刘歆父子生卒及任事年月,用具体史实揭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不可通者有28处,廓清了清末民初学术界的刘歆媚莽助篡伪造群经说,钱氏因此而名重学界。

1930年秋,由于顾颉刚的推荐,钱穆北上任教燕京大学。翌年又执教北京大学。在北平大学任教的八年中,他除了教授上古史、秦汉史和清代学术史外,又先后出版了他前期史学的两部名作《先秦诸子系年》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诸子系年》是一部考辨先秦诸子生平、著述的考证之作。钱氏认为前人治诸子有三病:各自一家,未能通贯;详其著显,略其晦沉;依据史籍,不加细勘。钱著力纠前人之失,博征典籍,以子证史,或诸子互证,或以《纪年》与《史记》、《国策》对勘,辑轶掇坠,辨伪发覆,上溯孔子生年,下讫李斯卒岁,上下二百年间的学人生平、师友渊源、学术流变,无不“粲然条贯,秩然就绪”,实为钱氏早年治诸子之学的系统总结。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钱穆提出了清代汉学源于宋学的卓然之见。全书所叙五十余位学术人物,侧重叙其论学思想体系,指出指学者对于天下治乱之用心所在。该属与梁启超的同名著作各领风骚,并行于世,为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奠定了基本格局。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钱穆随校迁至昆明,任教西南联大。1940年他主要的史学代表作《国史大纲》上下两册出版。该书既是中国传统史学通史家风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是钱氏通史编纂理论与方法在史学实践中的运用。在卷首的《引论》中,他把中国现代史学分为传统记诵派、科学考订派、宣传革新派三派,批评科学派治史支离破碎,忽视大节;批评革新派史学空言理论,游淡无垠,提出了“以记诵考订派之工夫(注重材料的搜集与考订)而达宣传革新之目的”(强调治史通今致用)的史学路向;强调历史应依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翻新改写,主张异中求同,同中见异的历史研究方法,推崇贯通古今的通史研究,论述了编纂为时代所需的新通史的理论与方法。全书共分为8编46章,各章又分为若干节;正文以纲目体行文,每节立一标题,先为提纲,提示大要;说明则另写一段,以提供证据。全书用简洁的笔法驰写了中国历史的“世运兴衰”、“人物贤奸”,叙述了从虞夏到民国几千年来的中华全史动态。

30年代末、40年代初,钱穆开始转向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史导论》则为其“学问思想先后转折一大要点所在”。40年代,钱穆对中国文化的见解还见于《文化与教育》、《政学私言》等著作中。1949年春,钱穆离开大陆,旅居香港办学。1967年离港定居台北。居港台时期,其著述始终围绕着阐释中国历史文化精神和复兴中华文化、重建儒学传统而展开。其文化著作举其大端者有:《文化学大义》、《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丛谈》、《文化与生活》、《中国文化精神》、《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历史与文化论丛》、《晚学盲言》等。而就这一时期钱氏的史学研究言,主要从事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其主要著作有:《中国历史精神》、《国史新论》、《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朱子新学案》、《中国史学名著》、《史学导言》、《中国学术通义》、《中国史学发微》等。

如上可知,钱穆的史学可以1949年为界线划为大陆前期史学和港台后期史学两个时期。而就其学术研究的方向重点言,可以1940年为界线划为两个阶段,1940年以前以历史研究为主,此后即由历史研究转入文化研究。诚如其言:“自《国史大纲》以前所为,乃属历史性论文。仅为古人伸冤,作不平鸣,如是而已。此后造论著书,多属文化性,提倡复兴中国文化,或作中西文化比较。”作为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钱穆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和贡献是多方面的,本文拟就他的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作一些初步论述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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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的过去与未来交织于现在的历史时间观

钱穆对历史时间的看法主要见于他1943年所写的《中国今日所需要的新史学与新史学家》一文中。钱氏在文章中指出:“历史乃一时间性的学问。”但是他又指出,历史上的时间概念与心理、物理上所言的时间在内涵上有着质的区别。心理、物理上的时间以瞬息变化为特征,“如循钟上针尖,一分一秒历历移转”,刻刻消失。而历史时间则具有持续性、绵延性,它在持续变动发展中有着一种凝然常在的特殊性,因此惟有在时间的持续变动中,才能真正理解历史时间所具有的内涵和特性。所以钱穆指出:“历史所载人事,虽若限于过去、而按实殊不然。人事必有持续性……既有持续,即有变动。当其尚在持续、变动之中,即不得遽目之谓过去。且人事惟其有持续,故方其端绪初升,即有必然之将来随以俱至。严格言之,亦不得尽目今日以下为未来。”在钱氏看来,心理、物理上所说的时间,“只有过去未来,别无现在”,历史时间所言的过去与未来则交织于现在,而现在又具有稳定性,它不以瞬息变化为标志。他说:“人事之现在性,绝非如普遍所想,过去者已过去,未来者尚未来,而现在则在刹那刹那之间刻刻转换,刻刻消失。……事理上之现在必有宽度,其事愈大,持续性愈久,变动性愈多,其现在之宽度亦愈广。”显然在这里,钱穆把历史视为一个上含过去、下含未来的“大现在”,肯定了过去与未来共同凝成为“一个有宽度之现在”的现在时间观。从现在的时间观着眼去观察过去与未来,则“历史上之过去非过去,而历史上之未来非未来,历史学者当凝合过去未来为一大现在”。所以他说历史上的“过去与未来相互拥抱、相互渗透,而其机括则操之于现在',研究历史“实即研究此一活跃现在之事件”,“必领略此意,乃始于历史研究得有神悟,得有妙契”。

历史具有时间性,它本身就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发展变动过程。由于历史时间“自有其起迄”,由此而形成为一历史事件。钱穆认为凡为一事件者,“莫不有其相当之持续性”。这些事件不仅能由过去持续到现在,而且还能穿透现在而持续到将来。因此考察历史事件,绝不能孤立地、静止地去作观察,而应当把它放到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去作具体的动态的分析和把握,即要弄清楚已经逝去的历史事实的存在状态,又要展现这一事件对现在及其未来所发生的作用和影响。所以研究历史事件,应前瞻后顾,左顾右盼,即钱氏所谓“研究此一事件者,势必回瞻数百年之前,远眺数百年之后,乃克胜任”。

基于历史事件能“由过去穿透现在而达将来”的理解,钱穆把人类社会的历史视为一个“生生不息”的发展过程,认为这一过程包含了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方面。从本质上说,过去、现在、未来就是一个一脉相承、绵延不断的整体,因此对历史的总体考察,决不能仅仅只限于过去之人事,而应从过去、现在而延伸到将来。由此眼光去考察历史,历史便是活的历史,乃为“一大事业”,“一大生命”之存在。据此,钱穆提出了“史有生命”的主张。他说历史“有持续,亦有变动,而自有其起迄,而成为一事业,成为一生命。历史正为一大事业,一大生命”。[由此去看待历史,历史决不是一堆僵死的遗骸,而是过去生命的延续。为此他强调历史不能“只限于人事之以往”,如果“过去不能包孕未来,不能控制未来,则此过去便成死绝,便成寂灭,亦便于历史无关”。据此钱穆又提出了历史可以创造、可以改定,而“决非命定”的观点。他说“若就本乎事为之时间言之,则现在有无限量之宽度,吾侪正可以在此无限量宽度之现在中不断努力,以把握将来而改变过去,以完成其理想与完美之现在。……故凡历史上之事变,扼要言之,乃尽属一种改变过去与改变将来之事业也。若不能改变过去,复不能改变将来,则人类历史将永远如水之流,如花之放,成一自然景象,复何历史可言?”故“谓过去为一成不变者误矣,而谓将来乃茫茫无把握者则亦误。当知将来可以改定过去,而过去亦可以控制将来”。可见,钱穆从历史时间的持续变动着眼,把历史的过去于现在、将来联系起来考察的治史眼光,较之只把历史当成人类过去之陈迹的观点无疑要高明得多,更能反映历史的本质属性。

三、以学术思想为核心的文化史观

如前所述,钱穆提出了史有生命的主张。但是他又指出这种生命,不是自然的生命、物质的生命,而是历史的生命、精神的生命。这即是说,他之所以把史学视为“生命之学”,就是因为历史在持续绵延的演进中有一股活的精神和力量。正是由于有了这股活的精神力量,才能形成为历史;而历史也正是依循这一精神的辩证法则而前进。在钱穆看来,这种精神、力量不是别的,它就是民族的历史精神和文化精神。钱穆认为,经过长期历史积淀而形成的历史精神是一种影响和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而文化精神则为历史精神最本质的内容所在,历史精神这种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也正是通过民族的文化精神而体现出来的,所以钱穆又极力强调历史与文化异名同质的同一性。他说:“欲治一国家一民族之文化,主要即在其历史。忽其历史实迹,则一切皆于虚谈。”研究历史,“所最应注意者,乃为此历史背后所蕴藏而完成治文化,历史乃其外表,文化则是其内容。”显然,在钱穆看来,文化就是全部历史的整体,历史便是文化精神的展开和演进,文化的真正意义,无非就是在历史的整体内来寻求历史的大进程。所以他把历史视作为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演进过程,历史在不断变动向前,“其中宛然有一种进程,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之源泉。自其到达前程而言,是谓其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累积之成绩。”从钱穆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体现民族精神的历史文化,乃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命脉所载、精神所寄,因此从本质上说,历史就是民族文化精神的演化发展过程,历史学的根本任务就在于研究民族文化精神及其具体表现形式的发展历程。显然,在钱氏的治史理论中,民族的文化精神就是历史学研究的主体和核心,“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此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换言之,历史研究的对象与其说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毋宁说是在研究和追寻历史事实背后的思想和精神。

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钱穆是较早提出中国历史文化精神的学者之一。在30年代他就明确提出了这一概念,在《国史大纲》中他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又作了进一步的说明。钱穆认为中国文化融涵在丰富多彩的中国历史中,中国历史的真相即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演进,因此应用历史考察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化。他说:“中国文化问题,实非仅属一哲学问题,而应为一历史问题。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以往全部历史过程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我们应从全部历史之客观方面来指陈中国文化之真相。”由此他指出:“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中国新史学家之责任,“首在指出中国历史以往之动态,即其民族文化精神只表现”。显然,钱穆所提倡的国史研究就是要用“历史实证”的方法,从政治、经济、社会风俗、文学艺术、宗教道德等各方面去具体探究中国文化演进的途辙和价值,以积极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为全部历史所推动之精神所寄。所以,他十分重视把民族文化的研讨融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之中,把对民族文化的温情和敬意,对中国文化永久生命力的阐扬,全部贯穿在具体的历史研究和叙述中,这样钱穆的历史学自然而然地便转化成了历史文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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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江上客 关键词: 钱穆 历史思想 史学思想 文化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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