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运动”与中国社会的转型

飞议于论   寒竹   2014-05-13 10:31  

2014年4月12日,广东化州市丽岗镇及附近部分民众反对在该镇建设殡仪馆,约500多名民众聚集。当日下午,该市一名副市长到现场宣布,决定停止建设该项目。近日,浙江杭州余杭区5000余居民聚集抗议规划中的中泰垃圾焚烧项目。5月10日,杭州市余杭区政府发布通告表示:在项目没有履行完法定程序和征得大家理解支持情况下,一定不开工;一定会充分听取和征求大家意见;希望群众不要再集聚。

在中国,这种“邻避运动”(Not-In-My-Back-Yard)近年来频频发生。像殡仪馆、垃圾场、炼油厂、加油站、铁路、造纸厂、PX项目、核电站等可能对附近环境和资产造成负面影响的设施,通常都会遭到当地民众的抵制和抗争。而抗争的模式与结果几乎都如出一辙:只要民众反对的规模越大,抗争手段越激烈,地方政府通常都会屈服而终止该项目。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看,“邻避运动”在现代社会中是难以避免的。事物总有两面性,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任何一项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公共或工业设施都可能给当地某些居民带来某种负面效应。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化解社会因发展而兴起的“邻避运动”。遗憾的是,中国地方政府在日益高涨的“邻避运动”面前,似乎已经陷入一种“上马—抗议—停止”的消极模式。这种被动的局面如果不改变,不仅中国的经济发展无法继续推进,就是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设施都无法建造,最后只会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停滞和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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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避运动”的起源

“邻避运动”最早起源于西方国家。“Not in my backyard”(不要建在我家后院)这个词由英国上世纪80年代的环境事务大臣尼古拉斯•雷德利创造,后来逐渐流行开来。“邻避运动”意指居民为了保护自身生活环境免受具有负面效应的公共或工业设施干扰,而发起的社会反抗行为。从这个词的起源上看,“邻避运动”跟环境保护密切相关,只是“邻避运动”强调的是保护地方民众的小环境而不是人类或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上世纪,台湾“邻避运动”中的经典名言“鸡屎拉在我家后院,鸡蛋却下在别人家里”,即反映出这种环境保护的地方主义色彩。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邻避运动”有相当正面的意义。相对说来,普通民众在大资本和政府面前处于弱势。一些企业巨头把影响当地环境的化工厂、发电厂修建在某个地方,但获利主要是企业而非当地民众,确实是“鸡屎拉在了当地民众的后院,而鸡蛋却下在了资本的口袋中”。这种成本付出与利益收获的不对称,显然有悖于社会的公平正义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邻避运动”的兴起是民众对自身合法利益和公平正义的追求。

从经济层面看,“邻避运动”的兴起在经济诉求上也有其合理性。无论是公共还是工业设施,都有一个投入的成本和代价。这种成本不仅包括各种要素的投入,还可能对当地的居民、环境产生影响。在当地的居民来看,他们为这个项目承担的代价,诸如噪声污染、空气质量、安全风险等,理应获得相应补偿。从这个意义上说,“邻避运动”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在当今世界,几乎每个国家都会出现“邻避运动”,但“邻避运动”的形式和结果却又有很大不同。“邻避运动”能否成为一种理性而有益于社会进步的运动,跟社会的法治观念和公共意识有很大关系。相比较而言,在西方发达国家,“邻避运动”通常都能保持理性的形式。而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社会急剧转型的国家,“邻避运动”很容易超出理性诉求的边界。

2006年,美国纽约曼哈顿市区第五大道和百老汇大街之间的31街要修建一个变电站。这是一个人口极为稠密的地区,离帝国大厦只有200米左右,而在咫尺之内就有居民公寓和商家。修建变电站的消息传出后,周围的一些居民和商家担心变电站可能产生辐射,因此发起抗议。当时笔者的公司也参加了这一抗议。但总体说来,这些抗议活动都严格遵循法律和公共秩序。结果,周边居民和商家的抗议并未撼动政府和企业的决定,抗议最终无疾而终。无论政府最后的决定是否合理,但这场“邻避运动”的克制,尤其是在抗议失败后的理性表现,令人印象深刻。这跟2012年7月江苏启东因反对建设排污设施爆发的暴力抗争形成鲜明对比。

正处于城市化和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邻避运动”的大量出现不可避免,但“邻避运动”采取何种形式却是至关重要的。只有理性并遵守法律的“邻避运动”,才有可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如果“邻避运动”失控为群体性事件或突破法律底线的行为,将是社会的灾难而非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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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者
责任编辑:江上客 关键词: 避邻运动 反抗行为 局部利益 整体利益 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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