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世纪”真的玩儿完了吗?

欧美内参   张睿壮​   2014-05-12 17:18  

美国人又开始反省自己、自我批评了。这可是久违了近20年的新鲜事儿。

美国印第安纳州巴特勒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梅森今年在美国出版了一部新书,叫做《美国世纪的终结》。就像教授给自己的学生打分一样,梅森的书是给自己的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观念、外交等各个方面开出的一份成绩报告单,其中各项成绩均为不及格,总体评语:美国世纪的终结。用学生的术语来说,美国在梅森教授手下各科全挂了。

这本书最重要的表征意义在于,与以往从未间断却很少为人理睬的来自边缘的批评不同,梅森本人是美国主流学界的一分子,他的观点在美国主流社会、至少在主流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在美国政治—社会光谱的边缘,一些激进人物和团体对美国社会及政府的批判从未停息过,而且内容往往极其尖锐、激烈。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诺姆·乔姆斯基就是最突出的代表。尽管作为语言学家他是世界级的大师(这也是麻省理工学院一直容忍他的缘故),但作为政治—社会评论家他却是毫无希望地被整个社会边缘化了:他尽可以大声疾呼去告诉人们皇帝其实没穿衣服,但根本就没有什么人听他的,就是少数听到的也只是宽容地一笑置之。

如今,稀罕的是美国主流社会开始反省了。上一次类似的反省发生在大约30年前,那时美国刚刚输掉越战,全国士气极度低沉,又加上经济因战争消耗大伤元气,陷入“滞涨”泥潭不能自拔,这对接连打赢了两次世界大战、以救世主自居的美国人来说不啻兜头一瓢凉水。于是美国社会在自由派知识精英的带领下对过去被奉为成功圭臬的美国传统价值加以反省和批判。及至80年代初期,美国的经济霸权遭受日本的挑战:美国这个传统汽车王国的汽车市场居然让日本这个昔日的手下败将占去了四分之一;为了抵挡日本半导体芯片的凌厉攻势,自由贸易的旗手美国不得不诉诸贸易保护壁垒;日本用对美贸易高额顺差赚得的美元在美国置产购地,让美国媒体一片惊呼:日本要把美国买下了!一时间,美国人对本国本民族的自信心降到了美国世纪以来的最低点:哈佛商学院居然在教授日本公司的“人性化”管理模式;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不失时机地推出了他的名着《大国的兴衰》,总结起历史上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国兴衰历史经验;而国际关系理论家罗伯特·基欧汉则以其名着《霸权之后》讨论美国霸权衰落之后世界经济体制的命运。那时美国人多半以为美国的衰落已是不可避免之定局,在与外国人的交流中至少是暂时戒除了好为人师的恶习而对善意的批评显出少有的谦虚,难得地成了令人愉快的谈伴。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苏联出了个巴尔戈乔夫。一夜之间,苏联解体,美国忽然成了世界上仅存的超级大国。一时间,美国举国上下欢欣鼓舞、弹冠相庆,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本来,苏联的厄运主要是内因在起作用,与美国没有太大关系。但美国人可不这么看,他们非把苏联的崩溃说成是美国对苏进行冷战的结果,说成是美国战胜了对手的辉煌胜利———它无可争辩地证明了美国价值、美国制度和美国实力的优越性。美国人的自信心不但被找了回来,而且一下膨胀到了极点。在他们看来,正是凭借这种全面优势,美国才在20世纪的两次热战、一次冷战中拯救了世界,使世界免遭极权主义的荼毒;也正是凭借这种优势,美国才赢得了天下,“终结了”(意识形态斗争的)“历史”(福山语,后又反悔),从此可以“让世界重新开始”(“to begin the world over a-gain”,美国国父之一潘恩语,曾为里根引用)。美国不仅俨然成了世界的救主,而且还是带领世界开创全新未来的领袖和希望。一度黯淡的“美国世纪”不仅没有结束,反而迎来了第二春。如此伟大的一个国家和民族,难道还有什么可以反省、可以批判的吗?

这就是上世纪90年代直到世纪之交美国人的心态:踌躇满志,得意忘形,不可一世。正是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美国的外交内政发生了走向帝国的迅速蜕变:在国际上,美国摆脱了一切外部权力制衡,尽可以像霸主那样一意孤行、为所欲为。世界各国,特别是那些弱小国家和与美国有着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国家,都成了美国教训、改造的对象,从巴拿马到索马里到海地到科索沃,美国以民主、人权到世界秩序等种种借口进行了一系列帝国征伐,把二战后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和国家关系准则践踏无遗。在国内,美国保守势力借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左翼政治力量陷入低潮之机,对美国自60年代民权运动和“伟大社会”以来在反种族歧视、减少贫富差距、提供社会公正与保障等各个方面取得的进步进行全面的反攻倒算,成功地让美国社会搭上了历史倒车。

公平而论,梅森教授在《美国世纪的终结》中以各章标题总结的美国所处之困境,如“富足与平等的终结”、“被撕裂的社会结构”、“境况不佳的美国民主”、“抛弃国际秩序”、“帝国的过度扩张”以及“美国让世界反感”等等,并非只是小布什政府和他的新保守派哥儿们一伙惹下的祸害,其祸根其实早在小布什执政前的十多年时间就已牢牢埋下。这一事实,是从来无法脱出党派政治局限的美国自由派(保守派也一样)所不愿承认的,因为这十几年里面就有一多半(八年)是在他们心爱的克林顿总统治下。梅森作为自由派主流的一员当然也不能脱俗,他得按照党派立场坚持把美国的全面衰落归咎于共和党的布什政府;然而同时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他也不得不承认美国的一些劣迹如“藐视国际法体系”的发生,是早在“布什就职之前”。不过这一轻描淡写的批评来得太迟了,恶果已经酿成。事实上,美国的自由派及其支持者在克林顿执政期间对美国在海外滥用权力和武力热情欢呼,对保守派在国内废除社会改良的历史成果拱手相让,对社会丧失监督与批评政府、维护民权的功能听之任之,所有这些,都是自由派难辞其咎的。美国的蜕变,他们绝非无辜的旁观者。

就好像美国在90年代的堕落还不够快、不过瘾似的,美国的新保守派早在小布什上台前的1997年组建了“新美国世纪工程”智库,并在“原则声明”中阐述了其施政纲领。在新保守派看来,美国综合实力独步世界之巅“一览众山小”,正是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一张白纸上勾绘最新最美的“美国世纪”再生蓝图。为了确保“美国治下的太平盛世”(Pax Americana),“声明”提出了后来成为布什主义内容的几点政策主张: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任何有可能挑战美国霸权的大国崛起;在国际事务中摒弃多边协商机制,奉行单边主义;在国际冲突中使用武力绝不手软,必要时采取先发制人的攻击。这些政策不仅全然无视现存的国际组织、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而且也完全背离了过去半个世纪美国两党一致的外交政策理念。如此激烈的变革,没有惊天动地的突发事件做导火索是无法为美国和世界公众所接受的。新保守派的谋士们深谙此道,因此在“新美国世纪工程”于2000年发表的《重建美国国防》政策报告中表示,美国需要一个像“珍珠港事变”那样的“大灾祸”(catastrophe)来促成他们主张的变革。

历史没让他们等待太久。仅仅一年过后,本-拉登就给布什及其新保守派谋臣策士们送去了他们期待的大灾祸。切尼们、拉姆斯菲尔德们、沃尔福威兹们顿时摆开阵势,大展拳脚,对全世界(包括美国)发起了大扫荡。后来发生的事,因为刚过去不久,大家应当记忆犹新:在国外,美国藉反恐之名行称霸之实,恃强凌弱、顺昌逆亡、穷兵黩武、滥杀无辜,让美国在世人眼中俨然成了一个恶霸;在国内,布什政府藉反恐之名行绥靖之实,通过类似战时紧急法令的《爱国者法》等一系列法规和与此相应的政治高压,对美国人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加以剥夺和限制,令美国人引以为豪而且也为“美国世纪”所标榜的民主自由大打折扣,常使人们产生回到了麦卡锡年代的错觉。令人诧异的是,那些一贯在维护国际正义与别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和人权上慷慨激昂、嫉恶如仇的美国自由派人士,特别是自由派知识精英,在外国主权和安全受到美国威胁、外国平民遭受美国杀戮以及本国民权和民主面临侵犯的时刻却三缄其口,噤若寒蝉。“9·11”以后的七八年里,我向遇见的不少美国知名学者(多为自由派)一再提出一个相同的问题:“美国的自由派到哪里去了?”我得到的回答,或者是一脸严肃的点头默认,或者是一脸无奈的摇头苦笑。没有一个人曾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

美国自由派在布什治下保持缄默不仅是因为胆怯懦弱,更重要的是他们不知道说什么好。小布什居然能两次赢得总统选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人民别无本质不同的选择。长期以来,民主党根本就没有胆识和远见能提出一个从根本上有别于共和党的政纲。当新保守派把原来自由派擅长的意识形态把戏玩得比他们还神的时候,自由派陷入了深度的迷惘和失落。他们既无力批评,更无力领导。

美国政治舞台的大幕落了又升,奥巴马粉墨登场。奥巴马是以批评布什、批评美国现状起家的,但他的批评仍局限于技术性的枝节,而未能或不敢从原则上与主流共识决裂。例如,他对伊拉克战争有诸多批评,既有战略的也有战术的,但他从未公开承认那是一场非法的侵略战争。从根本上说,美国的制度不允许对主流价值的歧见与批判,哪怕你贵为总统。这也是梅森何以在他的书中对美国的现状进行了全面批评,却只停留在表面而绝口不谈价值批判。任何真正了解美国的人都知道,美国的社会政治制度远不如表面看上去那么民主,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那其实是一种“多数的暴政”。

从硬实力的角度看,美国依然是一个庞然大物。“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美国的国土人口、自然资源、国家机器、基础设施、财产资金、科学技术等等不会一夜间蒸发,即使衰落,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美国真正的危机所在,是它的软实力、它的价值观,也就是说,对外如何与国际社会相处(事关“霸权正当性”),对内如何实现公正均衡的发展(事关“治权正当性”)。这些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美国世纪”的谢幕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责任编辑:江上客 关键词: 治权正当性 美国价值 美国民主 美国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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