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约政治 “他的主张比毛主席深”

智识   戴锦华   2014-05-12 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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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一个正月初一,已在耄耋之年的梁漱溟回忆起他的乡村建设的时候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世局的历史发展不是直线前进的,毛主席舍开中国特殊性而走社会一般性(阶级革命、社会革命)道路却为对症施药。他的道理浅,我的道理深;我正失之于所想深奥耳(掉转说,又不够深,若更深进一层就好了。)”“如我所说,我诚然错了;然而所见仍然没有错,只不过是说出来太早了。—失之于太早。”

究竟是什么,使梁漱溟经历了那么多的失败与折磨而仍然坚持认为自己的主张比毛主席的深呢?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有两个基本的特点:以教育改造社会,以传统乡约的方式实现农村的现代化。

而究竟怎样来理解这场运动,一个关键的方面当然是看乡村建设对乡约在组织上和理论上究竟有怎样的继承和改造。梁漱溟先生乡村建设的基本组织方式来自传统的乡约,这种直接与道德教化相关的乡村组织。他这个运动就既是一个社会改造运动,同时也是一个教育运动,这一点是与晏阳初的教育和当时的其它乡村教育运动很有些不同的。梁先生不是仅仅为了在农民中普及文化知识,也不只是为了实现农村的现代化,而是以这种传统的方式来形成一套新礼俗和改造整个中国社会。或者说,他是以教育的方式(乡村学校)来进行社会改造。在他看来,其它的类似运动只是做一些枝枝节节的好事(“我们的两大难处”)而已。

从农村入手改造中国社会,可以说这是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主张最相近的地方;但正如梁漱溟所说,毛与他的根本区别在于毛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入手,而梁是从教育的角度入手的。至于毛的这个对症之药究竟是否注意了中国的特殊性,当然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所改造的是中国的革命传统,而梁所利用的是中国的教化传统。毛与梁的分歧在于究竟应该是革命救国还是教育救国。但问题的另一面却是,毛所采用的方式究竟和梁的运动有无关系?二者真的是完全不相干的吗?这个问题涉及到了传统中国政治与教育关系的核心问题,当然也涉及到对现代中国相关问题的基本理解。

如前所述,梁漱溟所讲的教育,并不是简单的读书识字和文化普及,而是一种政治理念。要理解这种政治理念,我们就需要更深地理解他所倚重的乡约传统和这背后的理论。

一 作为教化的政治

从宋代的《吕氏乡约》开始的乡约传统,已经为很多研究者所注意到。不过这些研究者大多是从乡村基层组织和乡村自治的角度研究的。这个角度固然不错,但却无意中忽略了乡约制度中的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乡约与教育的关系。在大多数研究者看来,乡约是以一种道德理想的方式来完成的乡村基层自治 [iii]。但我们完全也可以说,乡约是以一种乡村自治方式实现的道德理想和礼乐教化。组织与教化是乡约这种制度中的两个方面。《吕氏乡约》所开创的传统是以高度自治的方式来实现教化,但它并没有开创一个新的教育理想。在吕大钧答复兄长和朋友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人们很担心他这样搞会给自己惹来麻烦,他的二哥吕大防还特意以东汉的党锢之祸来警告他。[iv]这些表明,这种民间自发的组织形式在当时确实是一个创造。但是在关注这种宋代出现的自治乡约之前,我们也有必要看看吕氏兄弟所继承的传统。

若是从乡村自治的角度看,乡约制度所接续的是《管子》和《周礼》中所提到的乡里制度,以及秦汉以降的三老啬夫之制。但正如杨念群所说,这种“ 政教合一”的制度其实还是以政为主的。而《仪礼》中的《乡饮酒礼》和《乡射礼》两篇则更为具体地表达了这种通过乡村聚会来敦化风俗的理想。杨开道先生认为秦汉时期是乡约制度衰落的时期。[v]如果从地方自治的角度讲,这固然是有道理的,因为三老啬夫之制显得和教化很远,但这并不意味着汉代的政治是不注重教化的。而我认为,《吕氏乡约》的滥觞恰恰是要在汉代找,但不是在三老啬夫这种看似自治的制度中间,而是要在循吏当中。汉代特别是宣帝以后,很多汉代士人很认真地要实现“草下之风必偃”的教化理想。

这中间最著名的大概要算治蜀的文翁。《汉书·循吏传》这样记载:“景帝末,[文翁]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自文翁之后,以教化治理而不任刑罚的官吏很多,在两汉书的《循吏传》中都有一些记载。其中当然也有很多人把这套办法与乡村的三老制度联系起来的。比如后汉的秦袁在任山阳太守的时候“以礼训人,不任刑罚。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飨射,辄修升降揖让之仪。乃为人设四诫,以定六亲长幼之礼。有遵奉教化者,擢为乡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劝勉之。”

汉代这些循吏大多没有把教化与乡村自治联系起来,但他们和后来的乡约的共同点是把教化与政治结合在了一起。这种教化政治并不是不要法令的乡愿政治。其实他们当中有很多人也是有着很严厉的手段的。比如龚遂治渤海,首先是要制伏镖悍好斗的乡民然后才能移风易俗。这些循吏很多是在民风刁蛮的地方实现他们的理想的。

能将教化与政治结合起来的更典型的例子是汉末的田畴。据《三国志·田畴传》记载,在当时军阀混战的时候,田畴隐居山中,并有很多百姓来归附他。“畴乃为约束相杀伤、犯盗、诤讼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余条。又制为婚姻嫁娶之礼,兴举学校讲授之业,班行其众,众皆便之,至道不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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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美 关键词: 中国道路 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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