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话语描绘不了真实中国

底线思维   张爽   2014-05-12 12:42  

当资本主义国家经历着金融危机带来的衰退的时候,有一个国家在挽救金融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国家就是中国。中国在新世纪的崛起引起了世界的瞩目,并成为西方理论界研究的主要对象。

纵观西方学者对中国发展的认识,大体分为三种态度:赞扬、质疑和误解。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在2004年的一份名为《北京共识》的调查报告中提出“北京共识”这一概念。“北京共识”强调中国不仅实现了快速发展,而且与国际秩序健康接轨,同时还能在发展中保持独立自主。雷默认为21世纪的“北京共识”将取代20世纪9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成为一种新的声音,中国的社会发展道路已经开始在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等方面改变整个国际发展格局。可以说,“北京共识”的提出和被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西方国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认可。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道路被视为一种应对全球新自由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新模式。国际著名学者乔万尼·阿瑞吉通过对中国的长时段考察,指出中国带动了东亚经济的复兴,并成为东亚复兴的中心;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解决了温饱问题,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依然保持国民生产总值的持续增长,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其经济成就无可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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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 美国基辛格研究会执行主席,

曾任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中国清华大学客座教授,迄今为止在美国《时代》周刊上撰写数十篇封面文章。

 

然而,也有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社会发展提出了质疑或说是担忧,这是第二种态度。如安东尼·吉登斯质疑中国对市场、公民社会和政府之间关系的处理,孔诰烽、布瑞斯林等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政策表示担忧,雷默也注意到中国体制中存在的一些错误和不足,如腐败、污染、社会不稳定、对政府的不信任以及失业等。这些质疑和担忧表明,虽然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表示一定程度的认可,但中国自身存在的诸种问题不能被掩盖和忽视,中国必须正视自己的问题。

对中国的第三种态度是对中国的种种误读和误解,如有观点认为中国正在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进行原始资本的积累;有观点强调中国正在走威权主义道路;还有观点指出中国正在对新自由主义采取种种妥协,甚至有观点确认中国也在积极地走向新自由主义等。

随着西方学者对中国的进一步认识和研究,在这三种声音之外又出现了第四种声音,即 “淡色中国”(BrandChina)。“淡色中国”的提出者就是“北京共识”的倡导者乔舒亚·库珀·雷默。雷默把“淡色中国”视为“北京共识”的延续。通过对中国汉字“淡”的字体结构解释,雷默认为“淡”恰当地诠释了中国调和各种对立因素(亦如“淡”字包含的水和火)的独特能力。但是对立的和谐却常常使外国对中国产生复杂的认识,这种认识既有无法改变的偏见与旧观念,也有对中国发展的恐惧、不安和不信任。所以对当前中国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如何使自己“淡”的本色被世界所理解和信任,展现“淡色中国”。如果说“北京共识”强调的是世界对中国的外在认可,那么“淡色中国”则侧重中国向世界主动地展示自我。“BrandChina”一语双关,既指中国独特的和合文化,又指中国品牌形象。中国如何展现自己的品牌,即国家形象就显得极为重要。

雷默的“淡色中国”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中国独特性的尊重,希望西方人更多地关注中国最具活力的方面。但是,无论是“北京共识”还是“淡色中国”,无论是赞扬中国还是质疑、否定中国,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和分析很显然是从西方的分析模式和话语角度出发的。他们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作为背景来评判中国的不足与成绩,既因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暴露出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而褒扬中国,也因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或诸种倾向与资本主义相似或相悖而拒绝中国的社会主义。然而,被西方话语所打扮的中国并不是真实的中国,真正的中国需要以自己的话语来表达自己,因此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话语权。

中国争取自己的话语权应该在“中国热”中进行冷思考,重新审视国外学者对中国的种种描绘;放宽视野,把中国的发展放到世界发展之中,把中国的特色与世界形势相结合,让世界认识到中国关注的事情也关系到世界其他国家。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是源自中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对马克思主义旗帜的自信、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力量与自信力相结合,中国一定会打破西方的话语霸权,构建起自己的话语权,发出时代最强音。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江上客 关键词: 西方话语 北京共识 话语权 中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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