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禹、姚洋:经济学为什么无法成为科学

观察者网   陈禹   2014-05-12 09:59  

西方经济学是否是科学?(四)

近日,观察者网推出经济学家茅于轼、陈平等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授陈禹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先后参与讨论。陈禹教授针对真理标准问题,提出应区分“发现真理和检验真理”以及“实验和实践”。姚洋教授则为第三期讨论“西方经济学是否是科学”提供了自己的观点,惠赐观察者网《经济学的科学主义谬误》一文(原载于《读书》杂志2006年第12期)。姚洋教授认为,经济学永远无法成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经济学在本质上就不是科学,而是历史学之一种;经济学的论证不是科学的论证,而是更接近于一种形式的艺术表现。一个好的经济学模型,读者总是可以从中读出“美”来。观察者网特此转载,以资读者参考。

陈禹教授与姚洋教授

陈禹教授电子邮件原文:

陈平教授、茅于轼教授及各位:

回顾前面的讨论,我想提两个“咬文嚼字”的建议。

首先,我感觉有必要区分两件事情:发现真理和检验真理。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发现真理的方法可以概括为演绎和归纳。检验真理的方法则可以概括为逻辑和实验(或实践)。说得详细一点,前者是找出规律、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或一个新的论点;后者是论证、说明、使人信服某种理论或某种观点。在科学史上,这两件事情由不同的人来完成的事例是很多的。例如,相对论是爱因斯坦提出的,而其验证则是后来的科学家完成的,如水星凌日的观测。当然,这两件事情常常是紧密联系的、交替进行的。

其次,“实验”和“实践”也是有区别的。从英文来说,这就是两个词。Experiment是指为了探索某种规律而进行的、有计划、有目的、可重复的活动。Practice的意思恐怕就要宽得多。而且,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两者的地位和作用也有很大的区别。

这两个建议也许有点“咬文嚼字”,但是为了讨论深入,也许还是需要的。

陈禹 2013.11.16

姚洋教授《读书》杂志文章《经济学的科学主义谬误》:

读博士的时候,我向一位学数学的同学请教如何证明正在写的论文中的一个命题。这位同学回答:“没有证明不了的命题,问题是你需要什么样的假设。”这个回答让我茅塞顿开:命题都是人为构造出来的,一个“正确”命题和一个“错误”命题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能够由合理的假设推导出来,而后者不能。天才之所以是天才,是因为他们能够洞悉宇宙的规律,揭示似乎只有上帝才知道的“正确”命题。一些天才只能提出命题,而天才如爱因斯坦者,不仅能够提出命题,而且还能够证明之。爱因斯坦为我们构造了一个宇宙,并用现存的最严谨的语言——数学,证明了这个宇宙的合理性。现在我们知道,和牛顿力学一样,相对论也不是描述宇宙的终极模型,因此,爱因斯坦的“正确”命题,也只是在他的假设条件下具备逻辑正确性的命题。

如果说属于科学硬核部分的数学和物理学理论是建构而非推演出来的,属于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则只能是在给读者讲故事了。标准的教材把经济学描写成一种建立在推演基础上的科学,可以从理性假设出发推演出一整套关于经济运行的命题。但是,现实中的经济学家肯定不是使用推演方法来构造他们的理论的,那种从写下效用最大化问题开始,然后走到哪里算哪里的做法,是经济学初学者才做的事情。好的经济学家一定是先有了一个故事,然后才试图用数学模型去证明它。为什么一定要用数学模型呢?因为自然语言是有漏洞的,许多看似完备的论证实际上包含了一些暗含的假设或较大的逻辑跨越。数学是一门严谨的语言——至少在它的公理前提下如此;只要假设条件是可以接受的,数学的严谨逻辑就足以保证结论的可靠性。

但是,经济学模型和数学理论之间的一个显著差别在于,所有数学命题都可以还原为少数简单和符合直觉的公理,而大多数经济学命题做不到这一点。这种差别源自数学研究对象的机械性和经济学研究对象、即人的主动性的对比。数学所使用的研究工具比经济学的复杂,但它研究的对象却具有机械性的规律,这边条件变化一下,那边肯定出现可预见的结果。经济学则没有这个运气。人是具有主动性的动物,会有意识地去试探物理世界并改造之。这种主动性造就了人类丰富的历史,但却与经济学的方法论之间产生了冲突。经济学的模型方法本质上具有和数学一样的机械性,要用这种机械性的模型来解释人的行为,其间必然产生脱节。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经济学永远无法成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

然而,多数经济学家却觉得经济学越来越像科学,并逐渐养成了我称之为科学主义自大症的疾病。其表现之一是对其它社会科学的蔑视,以经济逻辑代替深入的社会、政治和历史分析。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是年轻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刚获得了克拉克奖。他最近的研究集中在制度对经济表现的作用方面,其中一篇文章讨论促成西方国家在十九世纪逐步扩大选举权覆盖面的因素。西方国家早期的选举权只给予有一定财产的男性,以后才通过降低财产限制扩大到所有男性,并最终在二十世纪初扩大到女性。

阿西莫格鲁和他的合作者认为,当权的强势集团之所以愿意扩大选举权的范围,是因为它惧怕没有选举权的人们的暴力反抗。在理论上,预防暴力反抗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给予潜在的反抗者更多的好处,比如进行更多的收入再分配;另一种则是给潜在的反抗者选举权,让他们拥有自己决定分配的权力。阿西莫格鲁认为,前一种方式不具备时间一致性,即当权者可以在发生危机的时候多给反抗者一些甜头,只要危机过去,就不再给了。在这种情况下,反抗者就不会相信当权者的承诺,而会进行暴力反抗。相反,在后一种情况下,当权者和潜在反抗者之间的权力分享让后者自己成为决策者,从而让他们失去了暴力反抗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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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者
责任编辑:牟一天 关键词: 经济学 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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