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禹:中国新经济学将在改革开放中诞生

观察者网   陈禹   2014-05-12 09:51  

陈禹:中国新经济学将在改革开放中诞生 ——本土经济学家逆袭系列

观察者网11月的经济学科学标准大讨论让陈禹教授感受良多。在讨论中,陈禹区分了“发现真理与检验真理”、“实践与实验”等概念,从亚当·斯密的错误出发,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根本性的批评。

陈禹教授退休前任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又身兼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国际信息系统学会中国分会副理事长等职位,兼具经济学和信息科学的实践经验与理论素养,是位低调的实力经济学家。

陈禹近日再次接受观察者网采访。他认为,工业时代的经济学思维已经很难适应如今的信息社会,传统经济学中关于市场/政府的绝对二分法跟不上飞速发展的中国。但他坚信,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必将涌现出超越我们任何想象的新事物、新现象、新规律:“一个全新的世界正在到来,任何悲观的、无所作为的情绪都是不符合实际的。”

陈禹教授

以下为观察者网与陈禹的访谈全文:

观察者网:在经济学科学标准大讨论中,您的不少观点让人耳目一新,请问有哪些事件对您思想的形成有决定性影响?能谈谈您的求学之路吗?

陈禹:我的个人经历很简单。1961年到1965年北京师范学院(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系学习,1965年到1978年当中学数学教员,1978年到1981年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信息管理系硕士生(计算机应用专业),1981年到200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当教员,2009年退休。我是一个普通的教员,或者说技术人员。

“打麻雀,大炼钢铁,大跃进,三年困难,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五七干校,天安门事件,改革开放”等等历史上的大事对我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和经历了所有这些事情的其他中国人一样,我经历了、感受了、思考了这一切。其实,任何一个中国家庭,都可以由此讲出各自的故事,这一个个故事就构成了半个多世纪来中国的历史轨迹,包括现在说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对我们来说确实如此。

小事之中蕴含了时代变革的沧海桑田。我们读中学时管得很严,在食堂吃饭都是站着的,而且不许说话,因为要求大家好好听广播。值周生在门口站岗,不许把食品带出食堂,我们经常把整个馒头塞在嘴里,好赶快跑出来。到了大学,就松一些了,但还是站着吃饭。宿舍按时熄灯是必需的,周末松一点,如今盛行的“卧谈会”,当时却极少,因为第二天早上要出操。

中学时代的文艺汇演令我记忆犹新。就像现在的追星或选秀,年轻人心目中的时尚大概最能反映每个时代的特点。50年代末期的中学生对于文艺演出或比赛是非常重视的。我所在的中学每年都要举行文艺汇演,每个班都要努力在汇演中表现出自己的才能和智慧。当然,无论是话剧还是舞蹈,朗诵还是合唱,都是围绕着学校的光荣历史和革命传统,以及歌颂大跃进、三面红旗的主题。多数内容今天已经记不清楚了。至今还留有印象的,倒是比我们高一年的那个年级(1960年高中毕业的那个年级),自编自演的、充满生活气息的一个小合唱:“我们的理发馆”。作曲的同学后来成了著名的音乐家施光南。

我因为身体瘦弱,在一次文艺会演中被选中扮演鲁迅的《药》中的华小栓。这个角色很舒服,不仅没有一句台词,而且还可以在台上吃一个烤焦的馒头,即剧中的人血馒头。还有印象的是鲁迅的《过客》。扮演过客的是二班的一位男同学(我是六班的),用今天的语言描述,绝对是标准的“高富帅”。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十年后,他真的成了“过客”。他就是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

1961年,郭沫若全家在海南岛。右二为郭世英。

观察者网:您在经济学与信息科学两项领域都具备了深厚的学理素养。在您的阅读历程中,哪些学者对您的思考产生过助益?您对哪些经济学者或者其他专业领域的学者最有感触?

陈禹:作为理科学生,维纳、冯•诺伊曼、哥德尔、爱因斯坦等的著作当然是需要经常重温的。但在80年代以后,因为从事计算机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工作,天天遇到效益评价之类的实际问题,深感文理分割的弊端,被动地开始扩大视野。这时的阅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济管理的理论,从亚当·斯密、阿罗、西蒙到凯恩斯、哈耶克;另一方面则是探究科学研究的方法,这可以从文革后期的读马列算起。开始时是《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哲学笔记》,后来是波普尔、库恩、萨特、马尔库塞等等。我还很幸运地旁听过钱学森教授组织的系统科学的讨论班,聆听过许国志教授的教诲。这些前辈对于我的思考起了巨大的作用。

90年代中期,我得到导师陈余年教授从美国给我寄的一本新书“Complexity”(后来有了译本《复杂》)。这引导我进一步扩大视野,并先后访问和联系了圣菲研究所(Santa Fe Insititute)、V. Smith教授、J. Holland教授等。在业余阅读方面,诗歌和小说自然是不可少的,印象较深、愿意经常重温的有《浮士德》、《神曲》、《人间词话》以及泰戈尔、普希金、楚辞等。

我最喜欢的格言有两段。一段是康德的名言:“那最神圣恒久而又日新月异的,那最使我们感到惊奇和震撼的两件东西,是天上的星空和我们心中的道德律。”另一段是《浮士德》里的话:“朋友,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树才是常青的!”

尽管本人偏爱理论思考,但我更看重面向实际的研究,我的一位友人曾说:“宏大叙事似乎又回来了。”其实,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和宏大叙事的割裂,正是又一个绝对化的二元对立的例子。我现在最有兴趣的是经济改革和社会变迁中的众多实例和海量数据。我坚信,在生命的海洋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在繁盛的生命之树上,必将涌现出超出我们任何想象的新事物、新现象、新规律,一句话,一个全新的世界。信息时代正在到来,任何悲观的、无所作为的情绪都是不符合实际的。

观察者网很赞同您的观点,研究要面向实际,才能提出符合实情、切实可行的建议。此前,某经济学家曾撰文建议国资委从直接管理企业,改为按照行业成立国家投资控股公司,以提高资本配置的效率。对此,您有何看法?

陈禹: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具体列出来,现在国家(具体地说就是国资委)是怎么管理国有企业的,需要仔细分析人事、财务、经营等方面的管理方法的细节。打个比方,对于开汽车,理论研究给出的回答是:“把稳方向盘,不要偏左也不要偏右。”对于实际操作的司机来说,这无疑是“永远正确的废话”。司机要的是政策研究的回答:“此时此刻应该向左转还是向右转。”对于这些问题,我至多只能从方法论上提出一些质疑。

就我对于国有企业不完全的了解而言,人事任免和业绩考核可能是关键。例如,蒋洁敏在国资委时,曾讲过“国有企业要理直气壮地为国家挣钱”,而对于国有企业高管人员业绩考核的主要指标是国有资产的增值保值。这就很自然地会导致许多国有企业进入了房地产市场,直到发生问题了,再用行政命令要求他们退出。如果这些管理办法不从根本上改变,那么即使成立了投资公司也改变不了目前的情况。

所以问题还是出在企业理论的根本理念上。如果还是坚持按“企业以营利为唯一目标”的理念办事,把企业利益和社会责任绝对地对立起来,那么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会出问题。近年来的世界金融危机中,许多实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例如近期媒体揭露,高盛公司内部把客户称为“木偶”。因此,我的看法是:需要重新审视传统经济理论中的企业理论,更具体一点,这种理论是否适用于我们今天的国有企业。(我认为这对于我们的民营企业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也未必适用,这当然是另一个问题了。)

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要摒弃把企业利益和社会责任绝对对立起来的两分法,从根本上实现两者的统一。再也不要给唯利是图、忽悠老百姓的种种劣迹提供理论依据,说这是“理性经济人”所作出的“理性选择”,不管它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是标榜“为国家挣钱”还是声称“为企业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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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者
责任编辑:牟一天 关键词: 陈禹 中国 改革开放 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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