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曾经有过一个“三联学派”

观察者网   陈昕   2014-05-09 17:31  

中国经济学曾经有过一个“三联学派”

我于1987年至1993年间先后在上海三联书店和香港三联书店工作,分别担任过这两家出版机构的副总编辑和总编辑。我一直认为,自己对编辑工作的认识是在三联书店工作期间逐步成熟起来的。在这六年的时间里,我曾先后策划了10多套丛书、三四百种选题,亲自担任过近百种图书的责任编辑,这些图书获得过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奖励和荣誉,但是,对我来讲,最难以忘怀的是策划和主编“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1991年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同志从北京打电话给我,说要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的副主编荣敬本同志一起到上海三联书店来了解出版工作的有关情况。缘由是当时“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已经出版了50多种,在经济学界有了相当的影响,其中不少图书先后获得了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励——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这套丛书系统引进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聚焦了一批“中国问题”,创生了一些“中国路径”和“中国案例”,尤其是团结了一群有学术抱负和使命的青年学人,使他们脱颖而出,突显出经济学的世代特征。大概吴敬琏同志是因为这套书的影响才关注我的。谈话间,吴敬琏同志告诉我,有学者在一些学术场合提出了中国经济学的“三联学派”的概念,他想听听我对此的看法。在我看来,“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是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得最成功的一套经济学丛书,它的最大价值在于,改变了中国经济学家长期以来的纯思辨的研究方法,开始尝试用实证的、计量的方法来分析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在这方面它取得了巨大的突破,以至吸引了许多青年学人的目光,我记得,当年我每年收到的青年学人向这套丛书的投稿有近百部之多;我还记得在许许多多场合,多少经济学人向我讲述他们是读着这套书成长起来的。但是,如果要说就此形成了一个学派则有些言过其实,因为它并不具备学派形成的一些基本条件和要素。我们已经身处一个传媒的时代,也是一个廉价制造概念的时代,我们不应该为某一个概念的横空出世而飘飘然;但是,循着这一特殊的“三联学派”现象去探究“一套学术著作与一代学者的成长,与一门学科的嬗变,与一个时代的崛起”的绳墨关系可能是有意义的。

美国著名出版家帕金斯曾经发现和支持了海明威、菲兹杰拉德、伍尔芙等众多文学天才,他有一句名言“出版家的首义是为天才或才华服务”。“三联学派”当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流派,但是它的背后却是一段值得纪念的学术发育史,记录了一段特定历史时期里中国经济学界风云际会的壮丽画卷。它蕴涵的不仅只是中国当代经济学“转身”的学术气象,而且还可能是思想史意义上的精神“提撕”事件。

我们知道,大凡学派大都是以国家、城市或著名学府作为思想与观点的积聚点和吸附平台,如经济学历史上著名的奥地利学派、洛桑学派、剑桥学派、芝加哥学派等。在中国改革开放这个特殊的伟大的嬗变时期,文化与学术建设的内驱力与学术语境都在发生着结构性的变迁,教条主义学风的内驱力在弱化,理性与知性的内驱力、自由选择与震荡的内驱力、学术求真与精神创造的内驱力等等在不断强化,历史呼唤着学术的创新,呼唤着新的学术流派的诞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中国的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需要中国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学家对此作出新的解释。这是历史赋予的重大机遇。但是,传统的经济学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显然不能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而新一代的学人正在成长过程中,需要冲破思想藩篱和等级桎梏,需要超越某一地区和大学的局限。历史于是给了中国的出版机构这样一个机会,成为新思想、新学术理想的组织平台。上海三联书店抓住这一稍纵即逝的机缘,推出了“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至今已出版了近200种图书,促成了中国经济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轨,造就了一批一流的经济学家,形成了非严格意义上的“三联学派”。

有些历史的“觉悟”是需要放在历史的“磨坊”里来淘洗的。为了继续出版好“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2006年夏天,在这套丛书出版20周年之际,我们在上海举行了由丛书作者参加的大型出版座谈会。林毅夫、张维迎、樊纲、盛洪、史正富、陈琦伟、史晋川、洪银兴、贝多广、王新奎、周振华、蔡昉、周八骏、杨鲁年、袁志刚……,这些当年默默无闻的莘莘学子如今全是赫赫有名的大牌经济学家,政府高官,或商界巨子,但是,他们依然珍藏着那个特定时期积淀的款款温情和精神纯粹,应诺点卯,从中国,乃至世界各个城市,各种声名显赫的会议、金装银饰的活动中抽身出来,来到上海,简食朴卧,脸上却充溢着当年的豪情和睿智,大家激情地回顾30年来中国经济崛起背景下中国经济学的“中兴”之旅,热议着当下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激越与徘徊,笃诚与荒谬。话题自然要聚集到寄寓了早年青春热血与梦想的“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上来。

会上会下,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著名经济学家洪银兴深情地回忆了我与他在苏南一家乡镇印刷厂简陋的招待所校订清样时的时光,昏暗的灯光,床褥里的臭虫与尽情的自由讨论,逐段的细密切磋,顷刻间的豁然开悟相伴……如此的难忘经历一定会写进学人的精神发育史,成为承载我们学术友谊的记忆之舟。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忆及80年代后期他的博士论文《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在一家著名出版机构“雪藏”多年,心急无策,出于无奈,在刚刚于“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出版《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后,又希望丛书出版其博士论文的经过。樊纲的这两部著作是他学术生涯中重要的“白鹤亮翅”,而且至今在中国经济学界还具有重要的影响,是引用率较高的学术文献。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企业家陈琦伟则讲述了其处女作在我们的帮助下,由一篇论文发展为一部专著,并获得孙治方经济科学著作奖的故事。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袁志刚教授也谈起80年代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期间,在我们的帮助下翻译出版法国经济学大师贝纳西的代表作——《宏观经济学:非瓦尔拉斯分析方法导论》,后因此到法国巴黎高师师从贝纳西攻读博士学位,最终在“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出版其博士论文的成长道路。感激之情,溢于言表。20年来,在许多记者笔下,这套丛书被喻为青年经济学家的“孵化器”,或经济学新生代崛起的“助推火箭”。

如前所述,上世纪80年代对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而言,是一个发生巨大变化的年代。随着改革和开放的深化,中国经济开始不断地出现新的情况和问题,需要经济学进行实证的分析,并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然而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侧重是进行单纯的规范性研究,它不告诉人们现实经济是如何运行的,只告诉人们作者希望现实经济如何运行。在不断变化的中国经济面前,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显得极其苍白无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大批青年经济学人开始从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中寻找借鉴之物,试图对中国国民经济的运行进行实证的研究。由此,新古典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以及短缺经济学等理论被引进中国,中国的青年经济学人运用这些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经济进行实证分析,并逐步地显示了他们广阔的视野、深刻的思考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直面。我们可以看到,举凡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如宏观经济运行、微观经济运行、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价格机制、收入分配、资金流动、国际收支、汇率机制、金融体系、货币政策、企业改革、财政体制、对外贸易、农村改革、劳动力流动、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等等,在“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中,都有份量颇重的专著予以研究和分析,而且其中大多数都是中国第一部研究此问题的著作。

上一页 1 2下一页
专栏作者
责任编辑:牟一天 关键词: 陈昕


发表评论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