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香港的文化季风——出版往事(六)

观察者网   陈昕   2014-05-09 09:48  

感受香港的文化季风——出版往事(六)

香港是一个季风吹拂的城市,每当夏秋时节,总会有风暴掠过,遇到台风过境,大家都要观风球,辨风势,安排行程。当然,风源都不是发端于这座城市,而是从海洋上生成后一路吹来。文化的情势大抵也是如此,无论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都从外面吹来,不是西(欧美)风就是东(华文)风,出版业也未能免俗。声名显赫的三联书店,80年代初期在香港则大抵是一个图书发行机构,主要代理发行大陆的出版物,一个规模不大的编辑部主要刊行一些中文繁体字版的大陆图书,偶尔也策划几套适合白领阅读的励志与生活休闲的普及读物,或出版一些海外华文文学作品,发行量都不大,常常只有二三千册,毕竟这里的华文图书市场太狭小,而且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存在着断裂,精英阶层大多直接购买、阅读西文原版图书,在精神汲取上完全对接于欧美文化圈,而华文大众图书市场则完全是娱乐化、实用性的另一番风景。那时的香港出版业很少有反映自身文化成果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图书出版。我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带着一副“陌生”而“热切”的眼光来到香港的。

这还得从我被选派去香港三联书店任职说起。1989年初,香港联合出版集团董事长李祖泽先生注意到我在学林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和上海三联书店策划、编辑了一些有影响的社会科学图书,如“青年学者丛书”、“当代学术思潮译丛”、“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等,于是向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提出调我去香港工作,最初给我确定的工作平台是执掌香港中华书局,后来因为“六四风波”被延宕下来。1991年初重新启动此事,4月港澳工委组织部正式向上海市委组织部商调我去香港工作,5月初抵港,但由于人事调配的变化,香港中华书局一时去不成了,改任香港三联书店副总编辑,半年后任总编辑。当时我未满40岁,时逢盛年,只身赴港,余暇甚多,为熟悉香港的社会经济、风土人情,头半年下班后我常去找旅港的海外及大陆学人聊天。当年,著名学者汪丁丁也在香港大学教书,我们常在一起“狂聊”、“激辨”,更多的是享受着香港“电话煲”的乐趣。对香港社会认真观察的结果是,一个颇为激越的抱负油然而生,我想改变香港出版业少有中文社会科学出版的现状,在香港制造本土的文化“风源”,发现一些具有香港精神特质的思想与学术话题,以图书的形式造就传播上的“广场效应”,而不仅仅只是“橱窗效应”。

抵港后,我出手策划的第一套丛书是“走向1997的香港经济丛书”,原因大概与我自己的研究领域,以及在上海主要策划、编辑的领域是经济学有关,另一个重要的触发因素是逐渐突显的香港社会经济的过渡期特征。进入80年代末,香港经济的某些重要指标已达到发达经济的水平。例如,1991年香港人均本地生产总值已高达14000美元,这一指标在亚洲仅次于日本,超过了欧洲某些发达国家。又如,香港服务业的产值早在1987年就已达到本地生产总值的65%,超过了当时发达国家的平均数。这表明香港进入了战后第五个发展阶段(前四个阶段是:1、战后复元和转口贸易恢复阶段,2、工业化阶段,3、经济起飞阶段,4、现代化、多元化阶段),即由新兴工业化经济开始向成熟的发达经济过渡的阶段,香港经济已经站在了“发达经济”的门槛上了。经济理论和实践都证实,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在向更高层次转变或过渡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和遇到一系列的问题。香港当然也不例外。香港经济在进入第五个阶段后,已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其中主要的问题有高通胀、高楼价、社会福利,以及金融体系的现代化、国际化、多元化与加强监管等。所不同的是,香港的经济转型或过渡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即由英国管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过渡的后半期,不得不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这使得已经暴露的经济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对此,在人们惊叹香港的经济成就,企望洞悉其成功奥秘的同时,越来越多的香港人正在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场合表达他们对这些经济问题不同程度的困惑和担忧。而且,他们更加关心,在走向1997的征途中,香港的经济乃至全社会还将发生怎样的变化,还会遇到哪些困难和挑战,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策划了这套丛书,希望提供一个园地,来发表各种严肃而认真的探讨过渡期香港经济问题的成果,为香港的长期稳定和繁荣服务。

我带着自己对香港政治、经济大势的理解和把握,怀揣着一份详尽的丛书策划报告,开始走访香港的经济学重镇——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学院、香港城市理工学院,以及刚刚创建不久的香港科技大学,我虽然因为工作关系以前曾去过香港,但毕竟与当地的学界仍有距离,仅同大陆赴欧美留学然后转港任教的学者相熟,且香港的大学遵照英国的学制,一个系所只有一位教授,位尊而气盛,加之生活中常常习用粤语,这对于我这样一位初来咋到的人而言,沟通与组稿都十分的不便。不过,我坚信,对于香港过渡期经济转型的话题不仅有学理价值,也有现实意义,于是,我一家一家去登门叩访,一位一位去讲解丛书的策划立意。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套丛书终于获得香港经济学家的认同。香港社会科学研究会主席,浸会学院经济学教授、经济系主任邓树雄博士第一个允诺参加丛书写作,他早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后负笈加拿大,主攻财政理论,对香港公共财政有很深的研究,于是承担《后过渡期香港公共财政》一册的著述,随后,香港中文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莫凯等也欣然接受我的稿约。我的一些朋友也向我伸出了支持的友谊之手。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1991年出访美国路过香港时向我介绍了他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校友、香港大学副校长王于渐教授;周八骏博士向我推荐了国际著名货币金融学家、香港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饶余庆教授,饶教授《走向未来的香港金融》一书对香港后过渡期在亚太区所扮演的角色和如何维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等重大问题作了深入的剖析,引起了香港各界的关注。这套丛书试图对香港过渡期尤其是后过渡期的经济问题,包括货币金融、财政、资本、产业结构、经济管理、通货膨胀、国际贸易、资源、内地与香港的经济联系等10个方面的演变,从可能遭遇的困难、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发展的若干可能性,以及应该采取及可供选择的对策,来展开理论的探索和实证的分析。多少年后,香港大学副校长王于渐教授碰到我时还说及这套丛书对香港后过渡期的影响,并为其未能完成所承担的选题而沮丧。

我赴香港工作之时,遭逢了“末代港督”彭定康的民主“新政”。它在国际上引起普遍关注,对香港的政治生态也引发巨大震动,还引起中英政府关于香港过渡期稳定的诸多争议和论辩。自从150年前,清政府在屈辱中被迫割让香港、租借新界以来,港英当局一直奉行殖民地管制,香港民众,尤其是华人基本上没有什么民主权利可言;然而,就在中英政府关于香港回归中国的联合声明发布之后几年内,英国政府又玩弄起在所有殖民地撤退时惯用的花招,打出所谓的“民主政治”牌。彭定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带着这样的任务来香港的。他来港的三个多月后就抛出了所谓的“香港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要强行、快速推行包括立法会普选在内的“高度民主”的政体建设,这显然是别有用心。因为民主政治的奉行必须符合两个基本原则,一是渐进式发展原则,一是文化适应性原则,世界上许多“揠苗助长”式的民主建设或者“水土不服”的民主制度输入的教训证明,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不能“硬植”,不然,只会给当地的社会发展和政治稳定带来麻烦,甚至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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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者
责任编辑:牟一天 关键词: 出版往事 香港出版文化图书 香港大学 过渡期 陈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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