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现代化:中国转型经济学先声

观察者网   陈昕   2014-05-08 17:06  

再造现代化之路——邓英淘与中国转型经济学的先声

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探索中国自己的现代化之路,是邓英淘同志经过长期观察、思考和研究后提出的重要理念,也是他为之奋斗直至生命最后一息的事业。

去年3月从媒体上得悉,邓英淘同志英年病逝,内心十分沉痛。他是我所认识的经济学家中少有的既有大格局大思想又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一位,他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独出机抒,生面别开。我与英淘同志见面交流的机会并不多,记得初次见面是为了出版他与徐笑波、姚钢、苏丁同志翻译的《现代日本金融论》([日]铃木淑夫:《现代日本金融论》,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

原书的作者铃木淑夫是国际货币金融理论的权威,内容分析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货币金融机制。英淘同志担任译校,他的工作为译稿增色不少。真正有机会与英淘同志深谈大约是在1991年或1992年间,那时我在香港三联书店任总编辑,英淘同志来港公干,打电话约我晤谈。见面时,他向我介绍了在港与南怀瑾先生交谈的情况,并向我谈了他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基本想法,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跳蚤与大象”的比喻。当时全国正在讨论和思考亚洲“四小龙”模式,探讨比较多的是“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战略。记得英淘同志很认真地对我说,中国不可能走“四小龙”道路,沿海地区当然可以搞两头在外的来料加工,出口挣外汇,拉动GDP增长,但不宜复制推广到全国。从长期来看,靠这种模式无法真正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道理就在于量级不一样,中国与“四小龙”,就像大象与跳蚤,如果以人口作为基本尺度,那么“四小龙”合起来也要比中国低两个数量级。跳蚤可以跳到自己身高的两百倍,即使肌肉构造原理相同,大象再拼命锻炼,跳起身高一半都难以想像(邓英淘:《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英淘同志的坦诚与灼见让我感佩。当时我所接触到的大多数中青年经济学者都认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应走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经典发展道路,特别是走经典发展道路的变种,即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发展的道路,因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巴西、墨西哥和亚洲“四小龙”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都成功地打入世界市场,它们的GDP和出口增长率也是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所无法相比的。当然,也有不少经济学家看到了中国的国情与西方不同,我们的改革过程和方式会有异于西方,于是就有了“过渡经济学”(或“转型经济学”)一说。

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中期,我曾多次组织研讨会,邀请全国各地的经济学家共同研讨中国的过渡经济学问题,也出版了一些研究成果,试图建立“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但实事求是地讲,那时在相当多人的潜意识里改革的彼岸还是那些已经现代化了的西方国家模式,只不过在过渡期基于国情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做法。我们都不能超越历史阶段。在改革初中期,中国经济学家产生这样的认识和想法,是很自然的事,用不着求全责备,苛刻以求。但是英淘同志在那个年代就已经敏锐观察到中国必须走另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经典发展方式的道路,改革的彼岸并不是西方国家模式,当时相当多的人对英淘同志的观点可能不以为然,今天看来英淘同志真是可以惊为天人了。

什么是西方经典发展方式,在英淘同志看来,就是以大量耗用不可再生的资源为基础,以大批量生产的存量型技术为手段,千方百计地增加GDP,以实现国家的富裕和繁荣(邓英淘:《新能源革命与发展方式跃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实行着这种发展方式,希望以此早日实现现代化。但英淘同志清醒地认识到,这种西方国家现代化的方式只能实现全球一部分人的发展和富裕,是“少数人的现代化”道路。因为地球上的不可再生资源是有限的,上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这一著名的报告中就曾警告,全球的油气资源很快就面临枯竭了(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当发展中国家都遵循西方经典发展方式来实现现代化时,按照西方国家的标准来消耗这些不可再生资源时,地球难以承受之重。美国总统奥巴马2010年在接受澳大利亚媒体采访时说:“如果超过10亿的中国居民过上和澳大利亚、美国人现在同样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将处于非常悲惨的境遇,很简单,这个地球根本无法承受。”(邓英淘、王小强: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东方早报,2012年4月10日、17日)。

最大限度地控制全球油气资源,这是这么多年以来美国在全球建立数以百计的军事基地、充当“世界警察”、深深卷入中东北非冲突的真正原因,也是美国重返亚太遏制中国的重要动因。英淘同志说得何其深刻:“西方现在的现代化,生命循环流淌的血液是石油。”由此可见,在世界资源所剩不多的约束下,大多数未实现现代化的人要按西方经典发展方式实现现代化是不可能的,西方的现代化方式只是少数人的现代化,而且正如英淘同志所归纳的是“我现代化了,你就别现代化”(邓英淘、王小强: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东方早报,2012年4月10日、17日)。

那么,有没有一条不同于西方经典发展方式的道路能实现多数人的现代化呢?

从1984年起,英淘同志怀着强烈的使命感,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为此进行了近30年的不懈探索。在大量的第一手调查资料面前,他文思泉涌,洞见连连。1991年,他写到:“目前中国在物质限制和‘消费示范’的双重压力下推进现代化的进程,面临着深刻的选择。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三种可能的图景:第一,始终徘徊在高度现代化的门口;第二,由于选择了缺乏远见的、被动地应付眼前事变的政策,在近中期内继续沿袭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但在不远的将来又不得不做出仓促而急剧的调整,并为此付出十分沉重的代价;第三,从现在起就开始准备,逐步做出适应性的富有远见的调整。中国能够成功地实现第三种选择吗?”(邓英淘:《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统筹解决好国际经济、政治和战略格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方式选择三个问题,找到一个综合解。

就此,他进一步指出,这三个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即使找到了一种合理的体制,但如不能寻找到一种合理的长期发展方式,中国的现代化能否成功仍是疑问;即使在这两方面都有正确的选择,但如在国际关系方面出现重大决策失误,也会使中国的现代化难以成功。关于新的发展方式,他认为从加强生物圈质能循环中获利,以分布式可再生能源为基础,是中国及世界大多数人的现代化之路,也即从加强自然循环过程而不是靠不断破坏这一过程来发展人类自身。关于体制改革,他提出在不同的阶段,根据不同的情况,把握好市场、科层、互惠三种机制的组合变换,为未来的改革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关于国际格局,他指出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因为后起国家争夺市场、能源而起,如今“为石油而战”,已经越来越成为“遏制中国”的观点、言论、政策、措施的公开理由。要打破西方对我们遏制,根本在于创新能源革命与发展方式的跃迁。(邓英淘:《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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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牟一天 关键词: 中国现代化 邓英淘 陈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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