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生涯教会我敢于挑战西方权威(6)

观察者网   陈平   2014-05-08 14:52  

在文革中,曾经感觉鲁迅的批评很有道理,他把中国的问题归结为中国的民族劣根性。鲁迅几乎把中国的一切都说得很惨。鲁迅说中国人欺软怕硬,自欺欺人,有很多阿Q。我读了鲁迅以后开始非常恼火。但是科大的创立者,包括科学家和志愿军总部转业的干部,个个英气勃勃,身边没一个人像阿Q。研究原子弹的,和美军在朝鲜打过仗的这批人非常厉害。

等到了美国,发现美国人几乎个个夜郎自大,完全转变我对民族性的看法。二战前的犹太人和解放前的中国人一样懦弱,现在的以色列哪有阿Q 的味道。革命和战争可以改变民族性,所以我一点都不觉得中国的民族性天生就比西方贱。只要发愤图强把科学技术搞上去,21世纪中国会改变世界的秩序。

西方文化强调的是制度和规则,中国强调的是领袖和人才。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中国的科学大跃进完全成功了。严济慈发现了钱三强,周恩来找到钱学森,才能组建研发原子弹和导弹的队伍。中国学了苏联,引进了制度这个概念。制度当然重要,但是离开人才,再好的制度也是空架子。

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底下,好的坏的都有。为什么拉美国家比北美国家差得那么多?因为他们没有出现华盛顿或者是林肯这样的人物。1981年开国际学生会议,我去参加。拉美学生、阿拉伯学生都跟我说,我们要出个毛泽东,现在也就不受美国的气了。当时对我非常震惊。我意识到,我们批评毛泽东的缺点,但是不能丢掉毛泽东的基业。我很欣赏毛泽东的一个观点,人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这就是领袖的作用,毛主席说路线决定之后,关键在出主意、用干部。企业找到得力的将才,就离成功更进一步。中国现在制造业飞速发展,行业内出了无数的企业家;中国金融不行,是制度问题?还是人才问题?也许两者都有。

经过文化革命以后,当时我想的问题就是,中国和西方的差别就是制度重要还是人才重要。科学方法中的程序重要,还是毛泽东思想中的战略重要?我得到的结论是两者都重要,但要因势利导,看具体情形。我教给女儿做学问的方法就是毛泽东的策略思想,要学会“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要学会农村包围城市。我在做科学研究的时候,方法论按照西方的办法,做实验,找数据,建模型;但我的选题就是按照毛泽东思想来确定的。你看马云的成功就是例子,一看ebay已经把大城市占了,就先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反过来打败ebay。中国企业家能击败跨国公司,多多少少都受惠于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虽然毛泽东没有发展出一套科学理论,但是我们的劳动分工模型可以描写竞争战略。像毛泽东、邓小平这些高明的人,他们就特别善于研究战略问题。

索罗斯愿意跟我做朋友就是因为他也是反对均衡经济学。他从金融操作实践里知道根本不存在所谓均衡市场,否则哪里有钱可赚。我是从物理理论中得知这一点,差别消失、经济均衡,市场就死定了。我们的新方法观察市场就像中医给人诊脉,经济是有生命的有机体,哪里是什么随机运动。虽然我们的政治立场不同,索罗斯赞成资本主义,我赞成社会主义,但是用非平衡的观点分析经济危机,我们两个一说就说到一块了。难得的是,索罗斯和我是最早认识到西方衰落和中国崛起的。我们都支持经济学的新思维。索罗斯更多地批评西方经济学的谬误,我更多地和我的学生们努力,把中国的经验纳入世界经济学的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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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者
责任编辑:牟一天 关键词: 陈平 逆袭 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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