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日子

观察者网   陈平   2014-05-08 14:11  

陈平:我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日子

——本土经济学家逆袭系列

【按】观察者网2013年11月推出的“真理标准再讨论”意外揭开了过去的岁月,茅于轼、陈平、孙涤等都曾在赫赫有名的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共事。留美经济学会同改革开放息息相关,建立目的就是要促进中国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学会网罗了包括林毅夫、史正富等当时在美留学、日后成为中国本土经济学界标杆的人物。热衷于全盘学习美国制度的杨小凯、鼓吹改革体制犹如“壮士断腕,要别人操刀”的许小年等学者也都曾是留美经济学会的核心成员。那些岁月里,他们关系密切,和而不同,在学术中恣肆汪洋。如今,随着中国模式一步步迈向成熟,他们却在各自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时值中国留美学会成立28周年之际,回首往事,我们祝愿他们终能殊途同归,为中国文明引领世界做出新的贡献。

观察者网:您能谈谈留美经济学会的故事吗?听说茅于轼、孙涤、杨小凯、许小年等人都曾与留美经济学会有过不解之缘。

陈平:留美经济学会中最年长的是五十年代大学毕业的铁路工程师茅于轼。留美经济学会中除我之外,还有两个“文革”期间的大学生徐滇庆和尹尊生。其余多是1978年恢复高考后入学的大学生。

1985年5月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在纽约总领事馆成立,并举行首届年会。那时,我因为在欧洲没能出席。1986年5月24—25日在哈佛大学举行的第二届年会我参加了,还竞选上第二届的理事会理事,开始参与学会的组织工作。1987年6月在密歇根大学举行的第三届年会上,我当选为第三任会长。在我的任期,发起国内主持经济改革的政府官员与国外经济学人的对话,扩大了学会资助的财源,创建了学会的顾问委员会。后来又和田国强等参与组建财务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协助单伟建等创建《中国经济评论》(China Economic Review) 的编辑委员会。我1997年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之后,逐渐淡出留美经济学会的组织工作。

在美国研究、生活三十余年,我感到美国的思想自由比欧洲小得多,但是珍惜在西方和世界学术大家对话的机遇。我深知个人再聪明勤奋,也改变不了社会。所以始终注意联络志同道合的学人,共同努力。问题是单靠奖学金和打工搞地区活动还行,搞全美学生组织的第一关就是筹款。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得以成立,初创的功劳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于大海。他从福特基金会筹到几千美元,用来补贴各地学生到纽约开会的机票。于大海、杨小凯,钱颖一又争取到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的支持,提供开会的场地和食宿。

杨小凯当时是位奇才。文革期间他是中学生,因发表激进的“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入狱十年,狱中他自学数学和经济学,出狱后翻译经济控制论,受到普林斯顿大学华裔经济学家邹之庄先生的赏识,虽然没有读过大学,直接到普林斯顿做研究生。杨小凯的数学基础并不好,但是经济学研究基本问题的雄心极大,他试图解决英国经济学家Allen Yang提出的劳动分工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优化框架不兼容的问题。他后来得到芝加哥大学教授Rosen的欣赏,并把他的论文发表在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得以进入主流经济学。

我在学术上和杨小凯一直有争论,因为我也研究劳动分工,但是走的不是新古典的优化路线,而是普里戈金的演化路线。我们是和而不同的好朋友。如果说于大海在筹款与注册上为学会的运行立了开创之功,对留美经济学会的会章设计贡献最大的应当数杨小凯。杨小凯和于大海一开始就坚持经济学会必须是学术组织,不得参与政治。会章明确规定任何人不得代表学会发表非学术见解。这让我觉得他俩的立场富有远见、非同寻常。

陈平教授与茅于轼教授

陈平教授与茅于轼教授

当时,我们坚持会章以学术为宗旨的理由有三。

第一,学会会员多数认同经济学是科学,不应成为意识形态。个人可以直接从政,不必打经济学的旗号。

第二,中国的改革从经济开始,政治改革因有争议而非常谨慎。虽然留学生中不少人关心政治,但是多数人厌倦“文革”的政治挂帅,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抱有极大希望,不愿意让经济改革被新一轮的政治斗争所取代,学经济学的学生尤其如此。在这一点上,留美经济学会比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生组织相对更具共识。

第三,学会财源不能自立,分散财务风险要求学术独立和政治中立,否则立即会中断某方资助。这是非常现实的学会生存问题。我也因此得以理解,三十年代海外留学生组织政治分立的原因,一定程度上和学生组织接受单方援助有关。

经济学会的会长工作量极大,风险极高,当选者在会员中有很高威信。为了防止元老利用苦劳换功劳换权威,杨小凯提出两个办法,第一,限制会长任期,会长不得连任,理事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第二,给会长发适量的劳务津贴。第一届会长于大海为500美元,第二届会长钱颖一为600美元。虽然钱数远低于实际付出劳务的影子价格,但是形象上是为学会服务的公仆,可以降低会长的道德权威。第二条规定不久就发生效力。因为学会竞选时不时出现西方许诺式的人物,宣布个人可以拉来赞助和不要补助。幸好多数会员对夸口许诺的真实性十分警惕,更关注会长人选本人的学术操守。杨小凯的深谋远虑,对经济学会的稳定性起了很大作用。

观察者网:您是如何成为学会第三届会长的?

陈平:第三届经济学年会于1987年6月11—12日在密歇根大学召开。密歇根大学的理事,来自复旦大学的刘琍琍,在筹款上获得巨大成功,她筹得28000美元,把年会搞得有声有色。她原打算竞选会长,人气很高。另一位竞选会长的人物是北大物理系出身的纽约大学商学院硕士生汪康懋,他当过第二届理事。汪康懋是另一种类型的怪才。他的想象力和投机才能让人难辨真假。我记得他的许多言论中有两个特别出格的主张:其一,中国可以学拉美国家大量借债,钱借多了,不用担心还不起,因为放债人怕借债人。其二,通货膨胀无害论;中国的价格改革无需担忧通胀,因为通胀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他同时给中美政府首脑写信,收到感谢回函,就要求在学会刊物上发表,以此证明他是经济和金融学的专家。我任学会通讯的编辑时,以“非学术资料”为由拒绝刊登。他就经常半夜打电话来唠叨,搞得我头痛不已。他在年会竞选会长时用西方式的竞选方式拉票,宣称他如当选会长将不取分文,还要为学会募捐几万美元,想当第三届会长志在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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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者
责任编辑:牟一天 关键词: 陈平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 逆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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