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回首清苦科研路(4)

观察者网   陈平   2014-05-08 13:37  

2012年7月,国际熊彼得学会双年会在澳大利亚开会,请我去做主题讲演,解释为什么亚洲和中国会崛起?我事先想了好几个词,以前我讲“经济复杂”没多少人听得懂,最后就改用了“新陈代谢”这个词,提出“代谢增长论”。到会的几届演化经济学元老,一下都听懂了,哪怕对我的数学模型不太懂,思想却接受了。我想中西文明的竞争问题,从1967年23岁开始研究历史,37岁到普利高津中心研究经济学的非平衡态物理,想了快47年,到了70岁才想明白中西方文明的发展道路差别在什么地方,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挺坚持的。做经济混沌理论也坚持了30年,不怕当非主流,不怕做冷板凳,一个人也要坚持挑战新古典的牛顿机械论世界观,转换到生物学达尔文普利高津非平衡物理的演化论世界观。我们在经济研究中走过的长征路,对做物理的人非常容易理解,要给经济学的人讲通世界观的转变可不容易。光有数学没用,要社会大潮的改变。金融危机以后,我们在全世界经济学家中的听众大大增加。我还被推举为新建的世界经济学会的创始人之一,有了跨国家跨领域的世界舞台。

金融危机以前,我们在2005年就警告说新古典金融理论的期权模型的本质是爆炸的,盲目相信市场的自稳定性会使市场经济运行早晚有大问题。金融危机以后西方都承认了市场自身的不稳定性,但是没有替代理论,只有我们有系统的替代理论,这样我们在经济学理论上就有了一个制高点,在数学、物理学的方法论上、世界观上、以及历史案例的分析上,都可以震撼西方新古典的主流。

西方反主流的各路英雄原来众说纷纭,如今他们看到我们的复杂演化框架包容性如此大非常兴奋,认为我们发展了一套新数学。实际上我的思路非常简单,就是站在巨人的肩上,而不是拜在巨人的脚下。多数人没有读懂凯恩斯的《通论》,实际上要学爱因斯坦搞大统一理论。凯恩斯的方向是搞非平衡,出发点却是封闭经济。我解决了凯恩斯没有解决的问题。我说凯恩斯的学生希克斯错在什么地方?他和货币主义的弗里德曼都错在封闭经济。宏观经济学的IS曲线(利率储蓄曲线)是个封闭的系统,似乎央行可以随心所欲地用降低利率的手段刺激投资和产出。现实的国际竞争环境并不成立。如果我没有竞争者,降低利率就能降低借贷成本刺激投资了;如果我有竞争者,资本外逃,投资不增反降;如果经济大局动荡,不确定性很高,投资者看不准方向的时候,只会把钱拿在手里,不投资只投机,那叫现金为王。美联储的零利率政策,导致的是后两种局面。所以S曲线画的是个单向因果性的直线,我们画的IS曲线是复杂的螺旋线,没有简单的负斜率直线。非线性的复杂还要加一条,开放系统里的国际竞争,这就把历史上英国、美国的金融霸权和经济霸权颠覆。中国崛起是实体经济的崛起,是技术产业的更新,是结构改造。发达国家只搞虚拟经济,不搞改革,降低利率,刺激不了经济,资本干脆跑到东亚来投资。所以我用代谢增长论挑战阿罗的知识积累论,讲工业革命的知识是新陈代谢的,才有文明兴衰,大国兴衰。我讲这个世界演化的故事,西方经济学家一下就听懂了,开始对中国人另眼相看了。但是没有金融危机,他们多半是不会听的。

我们这代人运气非常好,机遇非常难得,在我们活着的时代,我们见证了以前三代人才能见到的机遇。我的父母都是孤儿,他们那一代的父母二、三十岁就去世了,生命非常短。中国两代人完成崛起,我们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完成规范转变,我认为是可以见证的。

混沌理论一开始就被计量经济学抵制

我们1985年发现了经济混沌以后,开始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经济混沌的理论意义是什么,也不明白经济学家为何痴迷布朗运动和白噪声,痛恨经济混沌?我们需要把新的科学概念让不懂数学的普通人也听得懂,我花了20年时间才学会把复杂科学的概念通俗化,而这20年的经历是从对话过程中学来的。我在1987年做完经济混沌理论以后,给许多经济学大家写信,除了萨缪尔森喜欢以外,索罗也看不懂,我猜科学杂志拒登是索罗起的作用。萨缪尔森非常喜欢我的文章,并预测我们会改变经济学的范式,但是他已经没有学术权力了,西方的学术权力是掌握在中层编辑手中。

但是经济混沌理论一讲以后,就受到计量经济学派的强烈反对,因为计量经济学派整个领域是噪声驱动模型,理由是市场经济满足一般均衡,就不可能有内生不稳定性。如果我的混沌理论成立,一般均衡有效市场就不可能存在,他们就该失业了,于是主流经济学家和计量经济学家就想方设法挑刺来跟我们辩论,但是全输了。问题是科学错误输家却能霸占学术和教育市场,控制刊物和大学职位。这是我最早领教科斯所说的“思想市场”的荒谬之处。

西方做宏观经济学的主流派也非常恼火,因为经济混沌揭示了宏观运动的非线性本质,否定简单的总需求曲线,也颠覆了宏观的经济周期理论。只有一派人找上门来说我是奥地利学派的,当时我都不知道奥地利学派是什么。他们这么说是因为奥地利学派主张货币是内生的,弗里德曼说货币是外生的,我发现货币混沌是什么意思,就是证明货币运动是内生的,央行的货币政策不能为所欲为。原来货币学派欺负奥地利学派,说你们没有数学模型,你就不是科学的,弗里德曼是有数学模型的,线性模型做得比你漂亮,所以他们就把哈耶克赶出经济系,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不能在经济系讲课,只能去人文学院讲哲学、心理学。

我们发现经济混沌以后,当时我们做物理的人非常高兴,但是在经济学界孤掌难鸣。所有做物理、化学、气象、历史、社会学,包括做音乐的,都来欢呼普利高津的自组织思想多么伟大,都来加入我们复杂系统这个联盟。只有经济学顽强抵抗,因为如果我们是对的话,他们就全输了。跳出来奥地利学派支持我们后,我们发现我们的工作又让两个学派起死回生。一个是1972年受罗马俱乐部委托发表的《增长的极限》依据的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系统工程的计算机模拟。Forrest 小组在石油危机前警告说地球资源有限,必然使经济增长有限,一时震惊世界。但后来发现北海石油油价又跌回去了,然后主流经济学乘机反击,说系统工程不是经济学。麻省理工学院的主流派要借系统工程创始人退休之际,企图终止系统工程的编制。 那么怎么自救呢?系统工程学会就选普利高津当会长,然后与时俱进,把复杂分岔的新成果引入控制论,从线性控制论上升到非线性控制论。普利高津为什么去当这个会长呢?也是为救他自己的学生 Peter Allen, 也是我的老师。Allen 把达尔文的生态演化理论做成非线性数学系统,但在物理学里也是没有饭碗的。为了争取主流地位,Allen就把我的经济混沌文章介绍到系统工程评论去发表。经济学界没多少人知道经济混沌是什么,系统工程的人反而热烈支持。因为他们算长波理论的人,用了几百个方程模拟产生的熊彼特长波,我只用一个非线性延时微分方程就同时解出长波、中波、短波解,证明了熊彼特的猜测,他们觉得非常惊奇,为什么会这样?说明我们的理论不但有解释能力,还有预言能力。我们的工作一石二鸟,不但救了系统工程学派,也救了熊彼特学派。

大萧条以前,熊彼特的演化创新经济学名气很大。但是大萧条期间,熊彼特和哈耶克都拿不出危机应对办法,只坚持市场会自动复苏的信念,结果被新起的凯恩斯经济学边缘化了。凯恩斯讲大萧条可以用财政政策挽救,弗里德曼认为可以发行货币进行挽救,只有哈耶克和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是自生自灭的,你救它干什么?他们的理论在方法论上有一定道理,和后来普利高津的自组织思想一致,但在政治上是失败的,因为没有一个政治家在危机时敢放任自流,所以在政策上被边缘化。他们的失败还有一点,就是反对数学模型。到了1980年代,他们突然明白反对的是线性数学,欢迎的是非线性数学。熊彼特的经济生物钟就可以用我们的色混沌模型描写。熊彼特学派起死回生,哈耶克学派也起死回生,都是因为加入到复杂系统科学的旗号之下,加入普利高津非平衡演化学派的阵营。科学学派的兴衰和历史大潮密不可分。

我当普利高津的学生近二十年,只有一个体会:做科学千万别当粉丝。问题才是科学的通行证。科学大家能够喜欢你,只是因为你能提出好的问题,你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他的回答是“I don’t know”(我不知道),你就明白你提了个好问题,而且你到了前沿,他才会收你当弟子;如果你提了个问题,他能给你解答,你只是重复了前人已经想过的问题。你只是证明自己够聪明,但不够 original(原创)。

目前我和我的学生还要挑战生物学里一个很大的困惑——所谓“自私基因”理论。如果我们能挑战成功,我们就彻底否定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即所谓人是自私的。实际上自私基因理论在数学上和生物学实践都是不对的。人是直立动物,大脑变大以后生存能力比其他哺乳动物降低很多,必须要人类成员密切合作才能生存。因为人都是早产儿,生下来不能像小鹿一样立起来就能跑,所以爸妈要养小孩到十几岁才能独立活动,没有互利的精神人类是不能生存的。这又属于演化生物学,演化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八十年代在科大时我被称为“杂家”,因为科大的校园文化喜欢“专家” 。等我九十年代到了北大,在八个院系开过讲座,题材跨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历史、和艺术学院,我的跨学科风格就被大家接受了。普利高津的跨学科研究帮我把这个“杂家”的旧名声逆转为复杂科学的开创者之一。可是当年科大好心的老师奇怪说陈平是做物理的料,怎么跑去做政治了?有些老师急于把我赶到国外去留学,只要是国外的物理博士就行。我拿定主意,只想到普利高津那里去,其他哪里都不去。正好德克萨斯大学有个名额,我就去了。普利高津不在乎成绩,只问我一句话,去他那里当研究生想干什么? 我给普利高津写了一封信说:你要跨越物理学和生物学的鸿沟,我就想跨越物理学和经济学的鸿沟。他说这很难,但是你可以过来试试,结果我一试就试了二十几年。

中国崛起改变了世界文明轨道

我一直想在自己七十岁生日之前完成一本用复杂科学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但我越做越发现,马克思的体系太伟大了,当代涉及的问题太多。倒是建一个爱因斯坦统一场论的数学框架,要比建马克思那样的体系容易得多。问题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着手,能够让广大读者明白就太难了。世界上没有几个人能读懂马克思或爱因斯坦。如果我们能把已有的成果普及大众,必须在方法论上创立新高峰。用杜甫的话说:要登泰山而小天下!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几百年甚至两千年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面临汉唐以来最有生命力的时代。我在欧盟做过思维范式转变的讲演,题目是《从有界理性到经济复杂性:论自由、民主、与法治的局限》,在危机前就挑战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主流世界观。中国崛起,实际上是改变了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文明的轨道。中国原本被认为是落后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必须学习西方。我自己1979年在写《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中国长期动乱贫穷的病根》时也认为,中国小农经济的模式相对于西方的规模,经济是落后的。但是到了中国崛起和金融危机以后,我发现新的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实际上能让中国的小农经济焕发青春。这样一来,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要比西方更长。多年来我一直想重写亚当•斯密以来的劳动分工的历史和未来,书之所以一直不能定稿,就是因为大局在变、思想也一直不停地变。但我相信中国人的奋斗能给世界指出新的发展道路,今天的中国道路也会是明天世界仿效的道路。

孙皓晖在《大秦帝国》中的历史眼光,以及韩毓海的《五百年来谁著史》,都让我颇受震撼。去年夏天我去看了埃及古文明,早些年也看了雅典文明。埃及、希腊文明在地震带造神庙,如此反自然的建筑,生态上是不可持续的。这些观察使我转变了对世界文明史的看法。我认为,现代西方的文明史是文艺复兴以后西方的重新构造,西方精英自以为他们那套是普适价值。我们现在要真正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也需要重新构造自己的文明史。我希望在我身体还能做事的时候,把现在已经想到的问题梳理成系统,大家一起好好做点大文章,不辜负这个时代的机遇。

(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春秋研究院研究员张维为,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春秋研究院研究员寒竹,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韦森也在研讨会上做了精彩发言,观察者网将陆续推出,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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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者
责任编辑:牟一天 关键词: 陈平 物理学 经济学 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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