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回首清苦科研路(3)

观察者网   陈平   2014-05-08 13:37  

清苦科研路

实际上做科学研究,尤其是做前沿科学研究,是非常寂寞的。我们研究科学的人从一开始就不相信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追求最大回报,我们实际上追求的是最大给予、最大奉献。所以研究科学的很多人和马克思一样是没有饭吃的,穷困潦倒。我还算比较幸运,但也经历很长时间的艰苦生活。

普利高津对我很支持,我博士论文还没做完,他就私下里跟他的弟子说我发现的经济混沌可以得诺贝尔奖。但是紧接着没几年,苏联垮掉以后里根推行的减税政策削减了科研预算,月薪差不多从每个月三万美元减到相当于研究生奖学金的数目,博士后的待遇不如秘书。大部分物理学的博士毕业后都改行搞软件去了。我知道我们已经在世界前列,只是等待世界承认而已。不料我们等待了20年才碰到金融危机带来的机遇。普利高津是非常骄傲的人,他为了我,不惜去请求当地的一个亿万富翁资助我进行研究。他本来是要大力支持我的,后来转念一想,支持我们只能使普利高津学派出名,他出不了名。所以他就去搞创业孵化器,搞得很成功,得了克林顿总统奖。不过,普利高津为了我每年请他吃顿饭, 获得每年一万美元的资助,摊到一个月的话,实际上比后来的研究生经费还少。这样的生活我大概坚持了十几年。

1996年后我就去了北大林毅夫领导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它实际上是没有研究经费的,要靠教书办班来赚钱。教授不按研究成果发工资,而是按教书量来发工资。为了能腾出时间做研究,我的策略是舍钱换时间,每年少教一门,少拿工资,不买房子不买车。北大实际上要教三门以上的课才能获得足够的薪资。我就过尽量简单的生活,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

这两个阶段加起来大概有二十年的困难时间,家里生计全靠我爱人支撑着。所以说,我们家里真正的顶梁柱不是我,是我爱人。她不但自己在德大念了学位,还把两个女儿送进一流大学。而我每年只有一半时间能和家人团聚。成果是我们先后挑战了八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模型,发展了系统的替代模型,可以经受历史的检验。

最终能够专心做研究,不用去想稻粱谋的问题,是2004年加入史正富创立的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以后。如果我没加入,我会变成一个非常好的数学物理学家,在技术上可以做到世界顶尖,但这个分支对社会的影响实际上非常小。按照这个思路研究经济学,做得再好也就是变成新的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他的一般均衡理论做得很漂亮。到新政治经济学中心以后,我才知道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实际生活里面的政策问题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我后来去研究苏联、东欧的转型,研究中国道路,全部是在新政治经济学中心这里完成的。关在校园里看看统计数据,不到各地各国实际考察,不会发现中国的创造和西方的衰落。

我带过很多非常好的学生,我觉得他们中有好几个都有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可惜在全球经济大潮下,做学问和做金融的收入差距达到十倍、百倍的差距,最后多数学生都下海了, 这对中国的经济学事业是非常可惜的。

重新发现亚当•斯密

实际上,我重新发现亚当•斯密的核心贡献来自非常偶然的观察。

我的思想改革史是从16岁开始的,当时正值大跃进,上海在格致中学搞了个五年制试点班,我当时是团委委员和学生年级工作组长。我当时就提出,我们现在大跃进,攀登科学高峰,单搞速度不行。当时要求两年要念完高中三年加大学一年级共四年的课程。我当时觉得速度不等于创造力。我说我们格致中学历年数学竞赛团体总分第一,为什么不换一个分班方式,按数学成绩分班,可以因材施教,加强竞争。这个建议立刻被校长和教导主任接受,所以我们当时分6个班,数学入学考试90分以上一个班,80分以上一个班,最差的记得是30分左右,我们那个班都是90分以上的。高中两年,老师只上了第一节课。我们的数学老师黄松年是华罗庚的好朋友,他讲完一堂数学证明以后,马上有学生举手说:他还有个办法,证明过程比老师还简单。老师都不敢相信,让学生上台来讲,果然比老师的证明简单。从此以后我们的数学老师黄松年再也不讲课了,每天找各国的数学难题来刁难我们学生。我记得两年间只有一个问题,高斯求和问题,没有学生能当场解出来,剩下全都是没有预习在课堂上当场解出来了。虽然大跃进社会活动和劳动极多,但是我们的学习负担丝毫不重,因为学生学会独立自主地学习,没有人去死记硬背。实际上我高中两年里学到的数学知识,到北京科技大学和后来留美,都是所向无敌。从来没有什么“文革失落的一代”的自卑感。我36岁去美国念博士生,头一学期下来一堂课我都听不懂,第一次考统计物理才六十几分却得了第一名,吓我一跳。一问才知道第二名只三十几分,第三名往后才十几分。1987年我在德克萨斯大学拿到物理学博士时的总平均是4.0,就是全A 的记录。那年我43岁,作的是第一篇系统的经济混沌研究。

1958年我参加大跃进的时候是14岁。我从小体弱多病,因为母亲生我时日本飞机轰炸时没有饭吃。我妈听说我要去下乡是死定了。在家里我妈给我吃饭,碗都是拿酒精消毒的,越消毒抵抗力就越差,所以人家感冒吃药我就得住院,我先后休学两年,初小也不记得是怎么上的。但是大跃进的时候,我是团支部书记,得带头去乡下劳动,食堂饭碗拿上来苍蝇盖满一层饭碗,硬着头皮吃下苍蝇叮过的饭,却再也不生病了。

毛泽东搞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很多人非常抵触。 但是我对毛泽东的许多教育思想非常佩服。我父亲是西医,母亲是从海外回来的,我们家教育是非常西化的,但在毛泽东思想的熏陶下彻底脱胎换骨,先苦后甜。我身体最好的时候就是下乡四清最贫困的时候,吃玉米渣饼、大葱蘸酱,由于体力劳动,体重达到120斤。到后来胃出血多次全是在美国不正常的生活环境造成的,体重不断下降。最后还是回归中医养生,打太极,练气功,才得以有今天的精力。毛泽东主张中西医结合就是高明。

我从1967年真正开始对经济问题感兴趣。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长征运动,我和几个同学从北京走到太原,结果被中央文革叫停在那儿,就响应主席号召调查了一个太原重机厂。太原重机厂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从苏联引进的大型企业,建厂十多年,生产能力只达到设计能力的三分之一,工人却翻了三番。为了弄清这个国企效率低的问题,我看了许多经济学书,但是没有结果,我也找不到阶级斗争影响生产的证据。最后急中生智,从物理学的基本定义开始。我问总工程师,你说的设计能力定义是什么?他说定义是大规模批量生产。那我就问批量多少是大?他说我们重机厂做一套模具出来,要卖几十台才行。但是在中国这样的情况下,国内只能卖一到三台。我马上就明白了,中国前三十年基本的工业技术更新在财务上是赔本的,必须以军工任务下达,如果让企业走利润指标,他只愿意去生产大路货的机床,可以卖几百台,生产高精尖的国防产品是没有市场的。现在中国经济发展迅速的原因是什么?是邓小平利用国际机遇,开放了连一个义乌的小企业都能面向国际的大市场,规模经济就上来了。所以西方生产方式的核心,就是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三章的标题,第一章就是讲劳动分工提高效率,第三章就是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后来新古典经济学宣传的“看不见的手”,不是《国富论》的主题。因为价格机制不能解决划分市场规模和控制资源的问题,才有不断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战争。

所以1967年以后,我在业余研究了十几年的战争史、科学史、经济史,只为回答一个理论上的问题:为什么西方富强之路在发展劳动分工?为什么中国一直走毛主席的五七道路,实际上是小农经济的道路,反对国际劳动分工?后来我研究历史就明白了一个原因,中国形成小农经济的道路是为了抵挡游牧民族入侵,控制外贸为了国家安全。如果要搞国际劳动分工,经济效益上去了,但国家安全受制于外国的制高点,比如晚清时的英国、和当代的苏联、美国。毛泽东搞小农经济是出于人民战争的考虑。

1979年我写的论中国小农经济结构的文章,时机正好是胡耀邦要开会议突破毛泽东的以粮为纲。国家科委的领导看过我写的几十万字的发展史,问我能否简练成一万多字的文章?因为第二天中央内部要开会,我就一个通宵写了出来,科委领导就拿去投石问路。本来那些老帅非常支持人民公社,因为人民公社就是曹操的屯田政策,就是国防安全。你要放松以粮为纲,就得放松人民公社制度,就得修正人民战争思想,那么新的战略是什么?我从历史上东西方战略的不同讲起,研究为什么中国土地战争打的是粮食和人口,西方的商业战争拼的是海道和技术。中国古代对付游牧民族入侵,靠步兵挡骑兵,30个步兵才能挡1个骑兵,所以要鼓励小农经济,是商鞅以来立国的基础。但是如今西方人的海洋舰队灵活性比陆上骑兵大得多,他们控制了海上通道,所以我们要开放搞科学技术,单靠人口粮食不行。我用了普利高津的开放竞争理论,来证明邓小平的开放战略符合新科学的非平衡发展的思想,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从全球战略的角度来讲,我们中国要搞多样发展,对付全球竞争。我们一开始就从东西方战略的不同,以及非平衡发展的科学观这两个角度去讨论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提西方的产权理论,没提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优劣,老同志们都接受。

文章就从内部的讨论稿,变成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发表的大文章,震撼了理论界,包括西方的汉学界。后来流传了一个非常大的猜测,就是很多老干部看到我的文章,以为我们家是将门子弟才写得出这样的雄文。实际上完全相反,是我到农村和工厂去接受再教育的成果。文化大革命中科大的农村同学批判我这个上海人不懂农民,我虚心接受。所以我下乡四清是非常认真地去改造思想的,而且当铁路工人时娶了个农村长大的工人姑娘做老婆,就是要改造城市的小资思想。不了解农民,就不了解中国。毛泽东、邓小平对中国农民的了解,就是超过西方圣贤,而且改变了历史。

问题是:如何回答李约瑟问题?如何突破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以同时包容东西方的不同文明的发展?直到2002年我才提出一般斯密原理,把亚当•斯密的单一市场规模限制,推广为劳动分工受到三重限制,第一就是规模经济、市场规模的限制,这是西方熟知但是新古典忽视的那套东西;第二就是范围经济、资源种类的限制;如果只在土地上搞粮食,中国人多地少就只能贫穷,如果开发新的煤、石油、核能,新资源越多,范围经济种类就越多。亚当•斯密没有解决什么是国富?劳动分工生产更多的针,不等于富。我对国富的定义就是更多的资源种类,如果能利用可持续的太阳能或聚变能,才有真正的富裕。交换不能产生新财富,只是重新分配财富。第三条限制就是环境的涨落,恰恰是对毛泽东运动太多的一条反思。毛泽东讲农民战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对制衡反动统治有道理,但是对促进劳动分工和技术进步没有道理。实际上中国农民战争的规模远超西方,许多发明中断失传。环境大涨大落,劳动分工就从复杂变简单,而不是简单到复杂。我的这套新理论,同时用复杂科学的办法解决了理论生物学的难题,即系统越复杂,是越稳定还是越不稳定?我突破了达尔文理论的一个误区:达尔文以为适者生存,适者一定是优者,新古典也这样想。我证明这是不对的。稳定性和复杂性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消长(trade-off)关系。当时我自己认为这是革命性的发现,普利高津也觉得很了不起,认为我对东西方文明的研究比经济混沌还重要,但是2005年用英文发表后,没几个人听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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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者
责任编辑:牟一天 关键词: 陈平 物理学 经济学 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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