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默对话《世界邮报》:中国为何能赢在太平洋

观察者网   李世默 马特·希恩   2014-05-07 13:41  

李世默与《赫芬顿邮报》旗下的《世界邮报》(The World Post)专栏作家马特·希恩(Matt Sheehan)对话,以《中国为何能赢在太平洋》为题,刊发于今日的《世界邮报》上,主题包括中国在领土问题上的立场,国际秩序的演变,以及中国政治制度的前景。以下为马特·希恩与李世默对话。

 马特·希恩对话李世默

马特·希恩:从奥巴马总统的日本之行,和他就乌克兰危机等的表态看,有迹象表明美国正试图对盟友表示更大的支持,在各种冲突中为他们助威。而美国在叙利亚和克里米亚危机中的表现众所周知, 您认为当下美国做的这些新的表态还有作用吗?

李世默:对您的问题,我没有直接的答案。不过在美国,口惠而实不至是政客的天性,他们总是轻易许诺,但很少兑现。在美国的选举中,人们对此已司空见惯,但这一现象正扩散到国际政治中。乔治·凯南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冷战初期,他为美国一手打造了遏制战略。冷战结束后,北约和欧盟不断东扩,也正是凯南警告这将铸成大错,他说美国尽管志得意满地到处派发安全保证,但事实上它既无力也无心真正兑现。今天的局势,证明凯南不幸言中。凯南已去,美国恐怕再没有这样清醒的战略家了。

乔治·凯南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冷战初期,他为美国一手打造了遏制战略。

马特·希恩:克里米亚危机是否会影响中国领导人对亚太问题的估计?比如,是否会鼓励他们采取更坚决的姿态?

 李世默:我想影响是有限的。克里米亚危机只是次要的, 决定性的因素在美国自身。美国人口占世界的4.5%,经济产值不到20%,但军费开支高达全球一半,在世界各地频频征战。冷战结束后仅仅一代人多一点的时间,美国就债台高筑,产业空心化,中产阶级萎缩,基础设施失修,教育资金匮乏,社会契约失去合法性。显而易见,这种局面是难以为继的。美国的战略重心摇摆不定,先是亚洲,接着是中东,然后是乌克兰,最后又一无所获地回到起点。与此同时, 美国民众对重建本国社会基础的诉求与日俱增。这才是影响中国长远战略思考的重要趋势。

马特·希恩:关于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您强调有序竞争、战略合作和相互尊重各自的影响区域。就此,您如何看美国在亚太的角色?

 李世默:在亚太地区,有些国家是美国的“保护国”,其中最大的是日本,菲律宾也名列其中。美国为这些“保护国”提供军事保障,而有些美国”保护国”和中国有各种利益, 文化和战略上的冲突。问题在于,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 能否在其周边地区有序地建立合理的影响区域?这个历史悠久的大国,未来能否和平地重返其在亚太的领导地位?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又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马特·希恩:您曾强调中共的合法性既来源于它带领中国实现的经济成就,也建立在中共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最终结束了列强侵略的“百年国耻”的历史地位上。在与日本的领土争端上,中国领导人将遭遇两难挑战,要么不惜经济滑坡的风险动武开战,要么放弃民族核心利益并妥协让步。就您来看,中共的决策层会作何决断呢?

李世默:的确,中共的合法性有赖于保持经济增长与保卫民族利益。在您假设的挑战中,这两大目标很难兼顾,这将考验中共决策层的政治决断。要兼顾两者而不偏废,确实要求相当高的政治智慧,而迄今为止中共决策层的表现十分出色。如果一如既往,未来两者还会相得益彰。

中国最近在南海和东海问题上更趋坚决,很多分析家认为其结果对中国是负面的,我认为那是误判。事实很明显,中国的战略是积极改变对其不利的现有格局,同时避免军事冲突。 在与日本、菲律宾的领土争端上,中国的表现是出色的。在黄岩岛问题上,中国实现了对那个区域的实际控制权, 但避免了战争。在钓鱼岛争端上,中国改变了既往局势,日本否认领土争端的存在,但中国的策略已将争端成为现实, 中国的船只在钓鱼岛海域行驶, 挑战了日本的实际控制权,这些战略成果都是在一枪未发的条件下获取的。

马特·希恩:在您看来,美国开创了战后国际体系,但要继续担当世界警察,维持利维坦的门面已力不从心。而中国尽管正在崛起,却绝不会试图取代美国的角色。既然中国与非洲、南美乃至全世界的经济联系日渐密切,中国还能坚持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吗?

 李世默:毋庸置疑,中国与全球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从非洲、东南亚到世界各地,中国的政治、经济政策正不断向外拓展。但中国的观念与美国截然不同。中国从未企图建立一个普世体系并执其牛耳。中国的政策目标是与各国平等互惠地发展经贸关系,增进中国民众的福利。中国从未将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人,或对其他国家的内政指手划脚,或兜售某种宏大叙事。中国一直致力于改善经贸关系,增进本国民众的福利。当然,随着其国力的上升, 中国的政策将趋于强势,但必须看到这与美国的世界观有本质区别。

马特·希恩:您深信中国政府有能力解决中国当下面临的诸多挑战。众所周知,这些挑战包括环境恶化、腐败引发的金融和经济问题,在您看来,哪些挑战是最严峻的?哪些是中共难以应对的?

李世默:经济和腐败问题是两大最紧迫的挑战。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但既有的经济模式已走到尽头。中国经济亟需结构性改革,这意味着增速适当放缓,期间将出现一些新问题。兼顾结构调整与增长无疑是一大挑战,但我相信在这方面中国的领导人能力出众,足以应对。

第二大挑战是腐败问题。几千年来,腐败一直是中国政治中的顽症,历代王朝都深陷其中。因此,腐败的根源非常复杂、顽固,很难找到永久根治的灵丹妙药。当前,中共正发动一次运动式的反腐风暴: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在一定时期内足以遏制腐败;当然时过境迁,腐败还会死灰复燃,到时又必须启动另一次反腐风暴。目前,这次堪称建国以来最严厉的反腐风暴,正渐入高潮。我相信这足以在短期内遏制腐败,但肯定无法根治。远期来看,政府内部的制度化监督机制将逐渐强化,当然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马特·希恩:习近平主席主政已有一年半的时间。对习近平主席的施政理念和举措,您有何感想?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李世默: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正在开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三个三十年。毋庸置疑,我认为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第一个三十年是毛泽东时代;第二个三十年是邓小平时代,在某种意义上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位领导人继承发扬了邓小平的事业。我的理解是,习近平主席开创的新三十年,将是对前两个三十年的辩证综合。在刚过去的十八个月中,习近平主席让全国民众领会了他的施政理念和举措,在经济改革、反腐、政治改革等各方面,其大刀阔斧的决心和举措超越了所有人的预期。

马特·希恩:迄今为止,习近平主席的政绩相当完美,但接下来改革的主要挑战在哪里?

李世默:在我看来,最大的风险是难以预测的国际冲突。我相信中国政府能有效地调整和发展经济,许多人强调中国的经济风险,我承认许多问题确实存在,但相信政府能处理好。中国经济正踏上一个新台阶,有充分的创新能力。

许多人声称中国的一大困境是创新乏力,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今天的中国处于几百年来最具有创新活力的时代。大约十八或十九年前,我开始从事风险投资时,主流观点是中国永远产生不了市值十亿美元的高科技公司。今天,阿里巴巴和腾讯的市值都已超过千亿美元。至于十亿美元市值的公司,走进中关村的某家饭店,就随处可见。

马特·希恩:中国最大的高科技公司,都是在市场保护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如果中国要培养更多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比如堪与WhatsApp竞争的微信,中共是否会助其一臂之力?

李世默:在我看来,中共不是直接帮助高科技公司,而是提供更基础性的支持,改善吸引人才和投资的环境。只要看看中国的大学,就会发现其科研设施和人才与十年前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在这样的舞台上,年轻的创新人才将不断开发出新技术和方案。对此我相当乐观。

马特·希恩:您指出难以预料的国际冲突是对中国崛起的最大威胁,然而当前的国际环境因为中国的崛起而充满冲突, 就算中国成功地打破了对其不利的现有格局, 但是在大方向上中国的策略是否是失败的?

 李世默:任何长远战略都有其短期目标之间的矛盾,受制于这种矛盾才会失败。利用和平的外部环境发展经济,是中国关键的战略目标。但是,中国的复兴有其多重使命,其中就包括恢复在亚太的领导地位,以保卫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要实现复兴不可能不承担风险,我想中国的战略不是无谓的避免风险, 而是积极承担风险, 稳妥控制风险, 以实现利益最大化。

马特·希恩:您反驳了民众收入增加会刺激政治权利、言论自由之类诉求的观点。且不论政治表达的问题,您如何看如民族主义等中国民间政治意识觉醒的现象?

李世默:只要浏览一下中国的网络平台,比如微博、YY语音或微信,就会发现无数民众每天都在放开地表达自己。然而,认为中国民众正期待政治权利,这是自欺欺人的伪命题。

在描述中国民众时,我会避免用中产阶级这个词,因为这一概念的倾向十分明显。中产阶级的原义是资产阶级,这是欧洲历史特有的产物。资产阶级的核心特征不只是经济因素,而是基因中的政治宗教理念。资产阶级的政治宗教基因,可以追溯到欧洲历史上的新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新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对资产阶级的诞生有决定性影响,而经济因素的影响相对次要。晚至工业革命后,资产阶级所取得的经济实力推动了他们夺取政权,从而实现原有的政治宗教诉求。中国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却有一个不断扩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相形之下,欧洲的资产阶级天然就有政治、宗教的诉求,这在实质上并不取决于经济状况。

认为民众一旦获得冰箱、汽车,接着就自然会要求选票,这种想法十分荒唐,在历史和政治学中毫无根据。

责任编辑:何美 关键词: 中国崛起 李世默 中国领土 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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