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制度遗产”:毛泽东的“三农”实践(2)

《开放时代》2013年第1期   徐俊忠   2014-04-29 10:18  

(二)三十多年来的农村实践究竟说明了什么?

自7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农村的发展基本回归于传统和经验。在这一过程中,尽管有些同志有过疑虑,例如李先念曾经在“分田到户”席卷全国时,仍坚持“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粮食吃,还是受穷嘛”的看法,但都无济于事,因为当时基本上是以“不换思想就换人”的方式去推进这一回归的。这种回归也确实在一段时间内,造成了农业增产和农民生活状况好转。但现在看来,这种好转绝对不是“分田到户”的单一因素造成的。“分田到户”的最大优点是最大限度地抑制了懒人。

但成就当时农业增产和农民生活状况好转的因素,至少还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集体化时期兴修的大批农田水利设施继续发挥作用;二是由于中央政府动用外汇进口粮食和国家化纤工业获得长足发展,一定程度地舒缓了农民种粮和种棉的压力,相应地增加了农民种植经济作物的自由度;三是城镇改革基本没有启动,农民还可以得到廉价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然而,在历经几年顺境之后,问题就渐渐暴露出来了。

首先,原来集体耕作的成片农田被分切为“西瓜田”,每家每户耕种的不是“一块小田地”,而是几块分散零落的小田地,客观上不仅因田埂增多而减少了实际耕种面积,而且影响了耕作效益。其次,由于分田而导致集体瘫痪,不仅原来设想的“一把铲子放水”的灌溉用水管理方案难以实施,而且原来较为完善的农田水利设施也渐渐疏于维护而堵塞、破损,农田水利效益不断下降。第三,随着城市改革的启动和推进,农业生产资料不断提价,极大地抵消政府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其他惠农政策的利好效应,农业生产比较效益快速下降。后来正是由于农业生产比较效益不断下降和农民空闲时间因公共性农田基本建设劳动停止而增多,大量农民开始流入城市,农村中留下大量所谓“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并造成大量被媒体称为“体制性寡妇”和“体制性鳏夫”的人群等等。

在农村走向问题“星丛”的同时,城市治理压力也越来越大。由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盲流”,城市外来人口不断聚集的压力持续不减,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附近都有若干个藏污纳垢的“小爱尔兰”。其实,生活质量最差的还是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只要你去看看他们蜗居在城乡结合部的“贫民窟”,就能直观地感受到这一点。

然而,在一些至今仍保留集体组织体制的地方,如上述提到的华西村、刘庄、南街村和周家庄等,情况则完全不同。那里借助集体体制,农业机械化和水利化程度不断提高,直接从事农业劳动人数已经十分简约。与此同时,发展起大量的工业、商业和旅游等企业,就地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农民不用外流打工,本地就可以安居乐业。集体经营所得,通过各种方式,实现村民共有、共享。不仅本村民众的日子过得滋润,还为周边民众提供就业机会。这一发展实际上就是以集体经济体制为依托,去发展农业和农业以外的工业、商业以及旅游业等等,从而把集体办成一个集农工商为一体的经济实体。这恰恰正是毛泽东对于农村人民公社所设想的“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模式的体现。

所以,如果要问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实践究竟说明了什么?我想至少有两点是可以明确的:一是“分田到户”的经营方式,并非解决中国“三农”出路的最佳选择,因此,关于中国农村的发展道路很有必要根据时局的变化而有所调整。二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使得毛泽东的构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肯定性证明。正是改革开放的深入,才使得原来限制乡镇工业发展的消极性政策不断归于失效,农村集体组织也才不断获得发展农工商产业的应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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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杭兴杰 关键词: 70年代 中国 三农问题 毛泽东 集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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