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伦道德重建是中国文化复兴必由之路

《文史哲》   方朝晖   2014-04-16 18:02  

《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中有云: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淡,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①

这段被引用无数遍的话,本是针对正始年间事而发。按照顾氏观点,当时玄风盛行,“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胡互僭,君臣屡易”。顾氏举嵇康之子嵇绍为例,称其不计司马昭杀父之仇,委身事晋,“三十余年之间,为无父之人亦已久矣”,而时人不以为丑,反以为尚,“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顾氏“亡国/亡天下”之辨人所共知,然若揆诸原文语境,真正同意其观点者又有几人?凭什么说魏晋时“仁义充塞”、“入于禽兽”呢?

顾氏所谓“仁义充塞”、“入于禽兽”,是指人伦关系的正当准则遭到了破坏:人与人之间交往信奉的是利益与需要,而非仁义与道德。按照古人的观点,“五常”与“忠孝”代表的是在人伦关系中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基本准则。抛弃了这些准则,人不成其为人,即所谓“无父无君,入于禽兽”。这正是孟子人禽之辨的要义。在魏晋时期,仁义忠信不行,君臣之道不彰,政权更迭像走马灯一样频繁,谁的势力大谁就称帝。先是曹氏代汉,接着是司马氏伐魏,再接着战火烧到了司马氏内部。没有“八王之乱”,何来“永嘉之祸”?西晋王朝才延续半个世纪就覆灭了,难道与纲常毁弃无关?

以顾炎武的眼光看今天,人与人之间难道不是同样失掉了恒常的准则,以至于人心不稳吗?正因为人心为势利和欲望所主宰,人伦关系出现了严重的扭曲和变态,才有各种各样的怪现象。在人伦关系失去基本准则这一现象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人格的堕落。当人的精神长期找不到家园,自然会由扭曲走向变态。由此出发可以理解,顾炎武亡天下之忧,在今天并非过时之论。荀子云:

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荀子·解蔽》)所谓“尽伦”,乃是人与人之间关系达到了理想、完善、极致的境地。在儒家传统中,理想的人际关系(尽伦)首先是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即做领导就要有做领导的修养,做父母就要有父母的仁慈;相应地,做下属要有下属的品德,做子女要有子女的孝心;如果每个人都很好地完成了其所应扮演的各种角色,就可以建立理想的人际关系,表现为上仁下义、父慈子孝等。因此,理想的人际关系需要人与人之间相互友爱、信任和忠诚来做到,也就是按照仁、义、礼、智、信、忠、孝等价值观来做人,所以儒家提倡“五常”与“忠孝”。“尽伦”并非荀子个人一己之言,而是整个儒家社会政治思想之重要方面。我们不能忘记,数千年来,“尽伦”代表着中华民族建立社会道德的基本方式。只是自从20世纪以来,中国人崇尚西方,将一些西方价值观奉若神明,中华民族几千年赖以立身的基础道德遭到了摧毁。大抵说来,这一摧毁过程是从两方面展开的:一是“文革”时期以政治需要为压倒一切的前提,彻底否定亲情、否定仁义忠信等传统价值的运动;二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潮泛滥。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思想洗礼,社会传统道德的基础已被连根拔起。今天,在中华民族重建社会秩序和道德基础的紧要关头,重新反省儒家人伦思想赖以存在的基础尤为重要。本文试图说明,儒家所强调的以人伦关系为社会秩序之本的思想,在中国文化中有深厚的文化心理基础;即使是今天,人伦重建仍为中国社会秩序重建的基础,同时也是儒学复兴的必由之路。

二、人伦重建的现实基础是文化心理结构

有人会说,现代社会与古代不同,人伦关系是法治所保障的,所以只要推动法治,保障人权和自由就可以了。然而,单靠人权和自由可以建立理想的人伦关系吗?

早在20世纪初叶,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所领导的文化相对论思潮,对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文化进化论展开激烈的批判,以大量雄辩的人类学和考古学资料推翻了古典进化论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后者大多数也都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漫长时间里在我国长期流行,至今不衰。这些论点包括:人类所有的文化都遵从同样的发展规律、从低级向高级不断进化,人类各文化的发展有共同的终极目标或方向,等等。文化相对论证明了人类不同文化存在不同的逻辑和规则,就像不同语言的语法规则不同一样;因此,不同的文化可能存在不同的价值体系和评判标准;在对一个文化的深层规则或内在逻辑没有充分了解之前,千万不要对其作价值评判;并不存在对人类所有文化普遍适用的统一的文化进化规律或方向,也不能轻易对其他文化是否高级/低级作出结论。其后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萨皮尔(Eward Sapir,1884-1939)、克鲁伯(Alfred Kroeber,1875-1950)等人分别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明文化的“模式”(patterns)问题,指出每一种文化均有自己的独特模式,它可能是由与该文化相关的“文化无意识”构成的。文化的深层无意识结构,可能决定了一个文化的价值体系、运行机制及目标追求等②。

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制度、科技等可以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它的文化心理基础可能并没有发生什么明显的变化;而一个文化的核心价值、社会整合方式和制度模式,有时建立在其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之上。今天,在工业化、现代化席卷全球的时代里,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面临着极为深刻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经济基础等各方面的变化;但历史已经证明,这些变化不足以说明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生活方式就会被颠覆。在工业化和现代化方面被公认为非常成功的日本就是典型一例③。文化价值的连续性部分地可以归因于某种风俗习惯的惯性,但也不尽然。根据目前文化心理学界对于中国文化模式,也即中国文化深层心理结构的研究,笔者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可以从中国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来说明。鉴于中国文化自身数千年来一贯的深层心理结构至今并未发生变化,所以今天及未来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仍然不变。

李泽厚曾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提出“文化积淀说”,探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④。真正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的是孙隆基,他同样站在文化心理学的角度试图说明,中国文化对于“人”的设计与西方文化迥然不同,即中国文化把“人”设计成“身—心”的联动结构,而西方文化是把“人”设计成“灵(魂)—肉(体)”的分裂结构。笔者试以下表示之:

可以这样概括孙氏的观点:在西方文化中,“灵(魂)”是不死的,灵与肉是分裂的、对立的;肉代表堕落、世俗和邪恶,灵代表超越、彼岸和真理。而在中国文化中,“心”是会随“身”一起死的,“心”与“身”从来都不是分裂的,“身”也不是堕落和邪恶的象征。西方文化的“灵—肉设计”是他们理解个体人格独立性的最重要背景,也是自由、人权、法治等成为西方文化核心价值的重要根源。中国文化的“身—心设计”使我们理解到中国文化是一个关系本位的文化⑤,即每个人都是层级化的关系网络中的存在,都是依存于他人和对象的,“人情”和“面子”是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两个枢纽。所谓“层级化”,费孝通称为“差序格局”,指人与人的关系按照亲疏远近分出层次,距离越近双方感情联结越深;随着亲疏远近的不同,相互对待的方式也发生变化。这种设计导致人生的安全感不是来自于从背景和对象中独立出来,相反地,来自于个人最大限度地融入关系、融入世界,在身心一体、物我一体、天人一体的和谐中寻求精神的安宁。用孙氏的话来说,安身和安心是中国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追求动态的不断超越则是西方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⑥。他所揭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不仅可以说明为何中国文化是一种关系本位的文化,还可以说明为何五常和忠孝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

孙隆基学说亦有局限,其最大误区有二:一是完全缺乏文化相对论的视野,认识不到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即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的深层结构是超出价值评判而客观存在的文化现实;不同文化的深层结构之间有时缺乏可比性,不能用一种文化的立场来衡量另一种文化。孙隆基用西方文化中的人格概念来衡量和评判中国文化中的人格问题,无法欣赏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优点,更不能欣赏中国古代的修道者在这一文化结构中如何超越深层结构的束缚,实现中国文化的自我发展。二是不能从自我修复机制这一角度来理解文化的深层结构。每一种文化都有一种针对其内在问题的自我修复机制,体现在文化中,先师、思想家和宗教领袖们出于对自身文化心理结构致命问题的洞察,而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的功能和价值往往并不是旨在改变其深层结构(其实改变不了),而是在其深层心理结构的基础上对症下药。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历史上的儒、道、释、法等诸家学说,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针对中国文化的心理结构问题而提出的相应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当然不是为了改变中国文化的“身—心设计”及其关系本位,但却体现了针对关系本位的问题而来的鲜明特征。比如,如孙氏所言,中国文化中对人的“身—心”设计,导致了中国人的自主性不强,有所谓强烈的“母胎化”倾向;但是另一方面,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佛家,所追求的恰恰是如何通过身心的修炼,来实现人格的独立,从而摆脱对环境的心理依赖⑦。再比如,孙氏指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导致中国人有强烈的要面子、铲平主义、嫉妒他人、相互攀比心理,但是他认识不到:道家的修炼所要达到的境界恰恰是让人们“无己、无功、无名”(《庄子·逍遥游》),来摆脱这些世俗物累;儒家则主张让人们通过义利之辨、人禽之辨来克己修身,帮助人们正确看待别人,调节自己的情欲和本能,并基于层级化的关系来重塑人伦世界,使之归于理性。由此我们理解,“尽伦”实际上就是儒家对于如何组织、完善人伦关系的理想,而五常和忠孝正是为了实现“尽伦”。

总之,儒、道、释所提供的方案都不是要改变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身—心设计、关系本位),但却体现了如何把人伦关系导向积极的方向,即导向如何在关系中建立自我,完善人格,实现自立。因而中国文化中人的独立、自由表现形式就与西方不一样,即不是完全从其背景性关系中完全超拔出来,而是在关系中、通过重建关系来实现的。这正是今日以狄百瑞、杜维明、安乐哲等人为代表的北美社群主义所试图说明的,兹不赘述⑧。 

三、人伦重建从亲亲开始

如前所述,在一个以人伦关系为本位的文化中,人与人的关系呈一“差序的格局”(费孝通语)⑨。关系本位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家庭是中国人常规普遍的人生归宿,亲情是中国人挥之不去的精神寄托;因为在所有的关系中,家中的亲情是最亲密也最重要的关系,它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中国人最大的心灵港湾。由此我们就能理解中国文化中社会秩序重建的主要起点是亲亲,以及儒家为什么倡亲亲之道:因为中国文化中最大的现实是人人皆欲亲其亲,人人皆欲营其家;从经营家这个“私”的领域开始,使之归于正,社会秩序才能开始。家是社会的最基本单元,也是社会最强固的单元;从亲亲开始,道德教育才能落实,社会秩序方能起步。否认这个现实,社会道德的理想将不切实际,社会秩序的方案将流于空谈。在其他文化中,家庭可能也有类似功能,但不像在中国文化中这么强烈和突出。

儒家认识到的正是中国文化中这一铁的逻辑:中国人是必须在家和亲情之爱中“成为人”的,因此中国文化中对人民真正的爱,就必须体现为鼓励人民经营亲情,在家中安身;而不能把国家利益和政权利益凌驾于亲情之上,让人们为国家利益而背叛亲人、抛弃亲情。既然真正的道德是为了成全每一个人的生命,而在中国文化中只有诉诸亲情才能实现这一点,因此培育亲情就是培育社会道德的肥田沃土。牟宗三先生在《历史哲学》一书中对于中国文化中的“亲亲之情”作了极为精彩的描述:

宗法的家庭族系,依着亲亲之杀,尊尊之等,实兼融情与理而为一,含着丰富无尽藏的情与理之发扬与容纳。……在此种情理合一的族系里,你可以尽量地尽情,你也可以尽量地尽理。而且无论你有多丰富的情,多深远的理,它都能容纳,绝不会使你有无隙处之感:它是无底的深渊,无边的天。五伦摄尽一切,一切摄于五伦。……无论为天子,为庶人,只要在任何一点上尽情尽理,敦品励行,你即可以无不具足,垂法后世,而人亦同样尊重你。……

就在此“尽”字上,遂得延续民族,发扬文化,表现精神。你可以在此尽情尽理,尽才尽性;而且容纳任何人的尽,容许任何人尽量地尽。(荀子云:王者尽制者也,圣人尽伦者也。孟子云:尽心知性知天。)在此“尽”上,各个体取得了反省的自觉,表现了“主体的自由”,而成就其为“独体”。⑩

梁漱溟先生也曾将中国人亲情关系的理想境界描述为:

要在有与我情亲如一体的人,形骸上日夕相依,神魂间尤相依以为安慰。一啼一笑,彼此相和答;一痛一痒,彼此相体念。——此即所谓“亲人”,人互喜以所亲者之喜,其喜弥扬;人互悲以所亲者之悲,悲而不伤。盖得心理共鸣,衷情发舒合于生命交融活泼之理。(11)

牟宗三和梁漱溟先生所描述的中国文化中的人伦世界,虽偏重于家庭亲情,但其意义绝不限于亲情,而可延伸至所有类型的人际关系中,从而体现人伦世界的精彩和魅力。在中国文化中,亲亲为整个社会奠定道德基础。“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亲亲变成了现实,人心才有了依归;亲情得到了深化,人生才有了温暖。亲情是人间之爱的起点,亲亲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故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离娄上》)让人们舍亲而爱人,废私而爱公,就是在追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是在掏空社会道德的根基,毁坏社会秩序的源泉。

孟子是这样解释的:“亲亲”的最大功能在于激活人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四端”好比暗夜里的明灯,一旦被点亮,人间之爱就有了源头;从此它就像那潺潺的溪水,奔腾不息,流向远方。有了这个源头,人生才复归正位;有了这个源头,生命才赢得尊严;有了这个源头,人性才放射光芒;有了这个源头,人道才步入坦途。故《孟子·公孙丑上》曰: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曾几何时,中国人在一种来自于西方的现代意识形态感召下,把某种公共需要当作衡量道德的至上准绳,把家庭和亲情当作见不得人的“私”而予以否认,乃至于鼓励父子、夫妇、亲人之间相互揭发,彼此检举,或划清界限。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中国文化的基本逻辑,无视中国文化中“人成其为人”的常规方式,使千千万万的人性扭曲。其结果就是:一方面无数人一心一意地追逐着子孙和家庭的利益,另一方面表面上又不得不高喊舍亲而爱人、废私而爱公的口号。于是人们天天都在上演着“皇帝新装的故事”,谁也不知道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人们从这场戏中学到的经验就是要学会蒙骗、惯于作假。久而久之,人心开始冷漠,良知和正义感开始从人心中消失,于是,我们才真正体会到孟子所谓“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的深刻含义。人不成其为人,何谈道德建设!

应当公开地提倡人们以亲情为本,教育人们由己及人,由私及公,学习长幼之序、敬长之方、忠信之道,并以此为基础让人们学习如何成为真正的人。道德教育必须基于一个全新的起点,即真心实意地为千千万万人的自我完善和人生价值服务,而不是出于政治的需要来推动道德建设。如能这样做,一定会激发出无穷无尽的人心潜力,化为长久不息的道德资源,成为整合社会秩序、收拾世道人心最强大的武器之一。

四、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

以亲情为基础,可以实现一个“尽伦”的社会。这正是历代儒家所追求的目标(五伦为天下之达道),而这又决定了儒家以五常和忠孝为基本价值。易言之,仁、义、礼、智、信、忠、孝等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是由于中国文化适合于“尽伦”的社会理想。今天中国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未变,仍然以“尽伦”为社会理想,由此也决定了适合于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仍然未变,即仍然是五常和忠孝。

长期以来,有两种意识形态一直在误导着我们:一是国家主义的价值观,二是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它们代表了两个极端,一种是以集体利益为至高无上的道德准绳,要人们无条件地把为集体献身当作道德。这种价值观违背了中国文化“差序格局”的现实,导致人们将真实的情感隐蔽起来。早在两千多年前,儒家就对墨子所主张的、不顾“爱有差等”现实的“兼爱”提出了强烈批评;同时,也坚决批评法家所主张的、将国家权力和公共利益置于至高无上地位,而不尊重个体生命的尊严和价值、否认社会自治的逻辑和私人生活的合法性。

从关系本位的文化习性看问题,可以发现,私人情感、私人需要、私人动机容易与关系的平衡相对立,与社会的和谐相对抗,与天下的安宁相矛盾。这是导致法家、墨家废私存公的主要原因,也是现代国家主义/集体主义意识形态产生的思想动因之一。但是儒家认为,私人情感和需要并不必然地与公共需要或社会正义相矛盾,其中好的成分非但与公共需要或社会正义不矛盾,反而是确保后者的人性论基础。因此,我们应当通过修身养性的方式来积极引导和培养人的私人情感和需要。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性只要回归到自身的本来面目,就会对社会秩序作出巨大贡献;也只有让人性回归其本来面目,才能为社会道德提供强大基础。这并不是要人们放任自流,而是通过修身养性来引导、培育其私人情感和需要。因此,儒家要人们在齐家中建立自我,在五伦中完善人格,在治平中提高修养;为此,人们须学会将其善端扩而充之,“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此即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之真义。这一点,杜维明、狄百瑞等一大批学者已经作过大量有说服力的论证(12)。法家所犯的最大错误在于:他们忘记了“公”是以“私”为基础的,“公”的最终目标还是成全“私”。如果完全否认私人生活的合理性和私人情感的合法性,也就容易走到初衷的反面,即摧残人们的正当生活,阉割人们的正常情感,乃至于抹杀人格独立,毁灭人性尊严。这样的悲剧在人类历史上曾经上演过无数次,早已证明了其过时。

另一种长期误导我们的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以追逐个人自由、权利为至高无上的道德价值,这种价值观自从五四运动以来对中国人的思想影响甚巨。一个多世纪以来,许多学者强调了自由、民主等西方价值观的重要性,但却忘记了中国人在人伦关系中安身的基本逻辑。笔者曾指出,“自由”之所以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不是如一些西方人所想象的那样,由于中国人愚昧落后、惯于听命于权威,而是由中国文化的心理结构所决定的(13)。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国文化是一种关系本位的文化,人伦关系是这个社会中人安身立命的最重要土壤,中国人需要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的关系中寻求人生的安全感,承认这一事实才是中国文化中一切秩序和道德建设的正确起点。上面我们说过,私人情感、私人需要、私人动机容易与关系的和谐、整体的团结以及世界的安宁这些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信念相对立,这决定了中国文化中人有时易走向极端、错误地把“私”当作恶来对待;这也决定了另一种后果,即自由主义引进中国后,很容易在现实中导致个人主义,进一步演变成自我中心主义而遭受批判。其原因不是别的,自由主义也罢,个人主义也罢,都没有把建立和谐的人伦关系,确立中国人心灵的恰当归宿当作主要任务。这等于对中国文化的现实视而不见(14)。笔者认为,由于中国文化的心理结构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不可能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

20世纪以来,阻挠我们正确认识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亡国灭种的威胁面前,人们对传统智慧的信心彻底动摇了;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被西方意识形态和时尚思潮的美丽外表所迷惑,往往从抽象的人性论、价值论、形而上学等角度来理解西方价值观,而严重忽视其赖以产生和运作的历史文化基础。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主流话语中,盛行着这样一种观点:五常和忠孝是封建道德,是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服务的,建立在“愚忠”的基础上。然而,“忠”代表一个人对自己生命尊严的理解。宋明理学家常常说“尽己之谓忠”(程颐、朱熹皆有类似言论(15)),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忠”是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当一个人接受一项职责时,也就是他用自己的人格向另一个人、乃至向国家甚至天下人作出了一项神圣的承诺,即自己将尽最大努力来完成它,正是在这种“忠”的精神中才能树立一个人的人格尊严,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才能感受到古人身上的体温。中华民族过去几千年历经无数艰辛一路走来,它的每一步前进,它的每一项成就,它所熬过的每一道难关,都有这种“忠”的精神在其中。“忠”的功能在于让人格获得尊严,让灵魂获得升华,让生命获得价值。

用同样的方式来思考,我们可以发现,仁、义、礼、智、信、孝等价值观具有同样的功能。以“仁”为例。前面已说过,它是指建立在“爱有差等”基础上的爱,以亲情之爱为起点,进一步上升到对他人、对万物和整个世界的爱,也体现了中国人是从亲情出发开始学会理解人,并担负起做人的责任。仁这种爱区别于其他类型的爱的另一重要特点在于,它建立在对他人真实、深切的情感的基础上,因而也应当是自然的爱。通过它,同样让一个人的人格获得尊严、灵魂获得升华、生命获得价值。

之所以说仁、义、礼、智、信、忠、孝等价值观是中国文化中的核心价值,因为这些价值都是以人际关系为导向,主要功能在于维护一种合情合理的人与人关系。因而,它们不像自由主义价值那样,以个体的需要为导向。五常和忠孝鲜明地体现了关系本位的中国文化自我整合——即尽伦——的需要,也体现了中国人从亲情出发、从齐家做起理顺一切人际关系,特别是社会关系的文化逻辑。和自由、人权等一样,五常和忠孝也是普世价值;但是正如自由、人权等只能成为西方文化而非东方社会的核心价值那样,五常和忠孝是中国文化而非西方社会的核心价值。我们要区别普世价值和核心价值,普世价值针对普遍人性的需要而言,核心价值则针对特定文化的心理基础而立。中西方文化的心理结构不同,所以会有不同的核心价值。但这并不等于说,核心价值就与普世价值相对立,事实上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如五常和忠孝之类,与自由、平等、人权一样可成为普世价值。

如果我们能摆脱由文化进化论所强加于我们的错误的思维框框,并能认识到国家主义/集体主义,以及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这两类价值观都不符合中国文化的心理结构,就会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其实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并不是不清楚、不明白,是我们自己被各种思想的误区所误导,才对这些价值视而不见,甚至嗤之以鼻。也正是这个原因,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被扭曲了,中国社会的秩序被打乱了。我们不能再这样误己误人,自欺欺人,我们该醒醒了! 

责任编辑:editor007 关键词: 文化 中国 复兴 人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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