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高考,重要的是效率而非公平

知非   2012-12-30 11:21  

京沪之外


今年夏天,我乘坐火车从南昌前往昆明,坐在对面的一个男孩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叫李安阳,十五岁,昆明人,父母在南昌做生意。对于长达40多个小时的火车旅途他已经不陌生了,只不过这一次,父母没有陪在他的身边。


他要回昆明去读初三。之前他一直在南昌上学,只有过年时才会跟父母回一次昆明。但是现在他必须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离开父母,回到户籍所在地完成最后一年的初中,考一所昆明的高中,然后在昆明参加高考。


当网络上的舆论正在把开放“异地高考”塑造成一场争取教育公平的战争时,他们实际上只看到了京沪两地的特殊情况。的确,北京和上海两座城市丰富的教育资源和较少的人口(按照省级行政区比较),使得其高考录取率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流动人口的流入地都拥有更容易的高考。


如果我们查一下数据就会发现,外来人口集中的广东江苏两个省份,2011年的一本录取率分别为7%和8.5%,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而在李安阳的例子中,云南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显然要低于江西,而教育水平则相对落后。从这一角度来说,在江西上学然后返回云南参加考试的李安阳,反而会占到一些便宜。


我国的教育水平确实存在地域性差异,但这种差异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其教育水平也相应越高,京沪两地的教育水平在全国也是领先的。


本地家长会抱怨外来的学生挤占了大学名额,但对于每一个外来学生个体而言,从欠发达地区来到发达地区,意味着他们将直接暴露在激烈的竞争之下,需要付出比本地人更大的努力来适应更高的教学水平。


比如,由于教学条件的限制,一些中西部省份的学生英语基础普遍较差,在有些省份,听力是不纳入考试范围的;而在东部地区,英语教学甚至在小学就实现了普及。在这样明显的差异之下,开放异地高考也恰恰是一种不公平竞争。


此外,尽管中国的应试教育一直饱受批评,但是城市学生的生活经验仍然会给学习过程带来很大的帮助。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山东省近年新引入的高考科目“综合能力测试”,曾经有一道题目考察学生认识公交站牌的能力,结果让农村学生无所适从。


因此,从全国范围来看,开放异地高考,反而可能会放大当前教育中的不公平。事实上,我国现行的高考分省份命题和划定分数线的制度,一直是保护了经济落后地区的考生。在原籍参加考试,对这些学生来说未必是一件坏事。


资源配置的视角


其实,李安阳更关心的问题是,在今后的几年中他将被迫与父母分开。让外来人口的子女能够在父母身边接受教育,这才是“异地高考”规划的初衷。这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日益严重的留守儿童问题。


在涉及到留守儿童的种种讨论中,除了对学生个体发展的担忧,教育资源的分配也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其中,“撤点并校”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话题。


从1997年到2010年的14年间,全国减少小学371470所,其中农村小学减少302099所,占全国小学总减少量的81.3%。这场着眼于农村中小学重新布局的“教育改革”,希望将学生集中到城镇学校,从而实现基层教育资源的整合优化。


但在很多经济落后地区,这一改革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在这些地区,城镇学校的资源难以满足招生规模扩大的需要,而对学生来说,上学距离的增加也意味着额外的经济负担。这成为了我国近年来辍学率上升的重要原因。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随着学龄人口的减少,拥有优质教育资源的城市学校正面临着生源不足的问题。数据显示,上海市高考报名人数连年下降,2008年为9.9万人,2011年则降至6.1万人,三年时间减少了1/3。


我国当前的教育体制已经滞后于劳动力的市场化


我国城市化的现状是,资源和人口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大城市和发达区域,而中西部的中小城镇则日益衰落。在此背景下,单靠县、镇级别的撤点并校已经无法实现教育资源的最优配置,促进跨地区的资源流动成为了下一步的迫切任务。


事实上,这种跨地区的资源流动在劳动力领域已经成为了现实(尽管仍受到一些制度性束缚),而且也正是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才制造了“异地高考”的需求。


从这一角度来看,“异地高考”的问题实际上是我国市场化转型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中的一个,是当前的教育体制滞后于劳动力的市场化所造成的矛盾。因此,开放异地高考,长远来说是市场化的必然要求,是对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


集中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大城市,应当拓展途径去吸纳更多的生源。而此时,外地学生的流入,恰好为城市中学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吸收这些外地生源,无疑将会极大地促进城市教育产业的发展。


同时,进入城市接受教育也将会让外来学生受益。除了更高的教学质量之外,这些学生中的很大一部分将留在城市就业,提前适应城市的环境和规则,将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好处。


新的问题


当然,快速的市场化和城市化也会带来种种问题,其中最为敏感的,或许是对“高考移民”的担忧。人们担心,一旦允许考生的流动,将会有父母借机把子女转移到“高考洼地”以从中获利。


这也是市场与公平之间的深层次矛盾的体现。如果教育发达地区的考生涌入中西部分数线较低的省份,将对当地考生构成不公平竞争。同时,这种可能性还会把社会上的贫富分化带入教育领域,因为 “高考移民”往往还需借助一定的家庭经济基础。


不过,更具普遍性的是,随着生源市场的开放,庞大的农村学生群体将像如今的农民工一样,大量涌入城市。他们中的一些人将享受在城市取得的成功,但是由于城市的容量终究有限,这场竞争也在制造者大批的失败者。这些拼命挤进城市却又不被城市所接纳的年轻人,将有可能固化为新的城市贫民阶层。


把劳动阶层的子女完全抛向市场,把他们转变成城市贫民,这正是历史上的资本主义曾走过的道路。


符合市场规律的制度设计能够更有效率地利用社会资源,但也往往伴随着诸多的社会问题。重要的是,问题不是否定制度的理由,而是进一步完善制度的契机。“异地高考”的需求被劳动力的流动推到了前台,而它所带来的上述种种问题,又将成为教育体制全面改革的新起点。


由此来看,今天任何发生在中国的改革,都不仅仅是在解决一个单一的问题,更是在试图回答一个宏大的命题,即市场化的高速发展能否与社会公平共存。中国的改革者应当意识到,改革并非是在做一个二元选择,而是以务实的态度去应对每一个具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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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脑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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